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
立意西行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