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说：“《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首二句为“雨无其极，伤我稼穑”，毛诗脱（参看朱熹《诗集传》、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等）。朱熹说，脱两句的说法，“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则长短不齐，非诗之例”（《诗集传》）。因此，各执一说，莫衷一是。还是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得好：“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所以，只好存疑了。
《毛诗序》说是“大夫刺幽王”是对的。诗中说“曾我暬御，憯憯日瘁”，看来这位作者，这位大夫，应是周幽王的近侍之臣。周幽王昏愦荒淫，朝政混乱腐败，是历史上有名的。他信用虢石父等佞臣，加重了剥削，再加地震及旱灾，使人民流离失所，灾难重重；他宠爱褒姒，废除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结果引起了申侯的极端不满。在周王朝饥馑混乱之际，申侯联合犬戎等外族势力，一举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攻陷了镐京，消灭了西周王朝。西周王畿之地，也遂为犬戎等族所侵占。宜臼在申、鲁、许等国的拥立下，嗣立为王。迫于无奈，由秦国护送，东迁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又由晋、郑等国的夹辅而立国。这就是东周的始君周平王。这位作者，亲身经历西周的陷落和东周的建立，看到政事荒怠、社会混乱的现实，既埋怨老天爷的“弗虑弗图”和周幽王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又埋怨那些“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诸侯”们自私自利、不勤王事并且嫉恨忠于国家、勤于王事的好人，所以自己面对离乱黑暗的政局，只有“鼠思泣血”，直陈时弊。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目前“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