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端拱元年,太宗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二年,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在唐宋两代的政治结构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时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政治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写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