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说这样对待音乐和舞蹈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时拥有话语权力的人的观念就是如此。他们这样认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一定要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含义来。比如《诗经》中的那些“国风”，不过是西周时各地方上的民间歌谣，平民百姓在劳作之余有感而发，率兴而作，哪里想得到什么圣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类！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情，征夫怨妇抒发内心的忧伤，辛勤劳作的农民表这对剥削者的不满和愤恨，同君子大人们心中所想的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季札的评论，以及后来儒生们的评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地附会而已。一首《关睢》，本来在这时男欢女爱的爱情追求，却被解释为赞美“后妃之德”！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触目惊心和可笑的。照我们的观念，再也不可能像季扎那样去理解音乐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面孔拿它们作说教的工具。政治制度的好坏，同音乐舞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世事人情的复杂多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们更愿意相信，音乐和舞蹈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它们让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们也让人通过自娱自乐来获得精神的轻松和解脱；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天地人的思索；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阳春白雪当然使我们高雅，而我们也不拒绝下里巴人。从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看来，春秋时期的音乐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音乐、舞蹈各有特色。季札有幸欣赏鲁国演奏的周乐，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论，为后世留下这篇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