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今河北省容城县）。他幼年家贫，七岁丧母，放牛为生，后苦学成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在北京考取进士，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吏部相当人事部，主事是司官，有就是今天司局级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可是南京官又与北京官不同，明朝有南北两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仍保留一套中央机构，但是毕竟皇帝不在南京，那里机构的官职大都是闲散的，没有多少实权。两年后，他被调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留下了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人生足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时严嵩执政，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侵吞军饷，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因为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世宗急忙任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而仇鸾的官职就是靠贿赂严嵩而得。
身为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狼狈为奸，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而且极力主张卑躬乞和。仇鸾贪生怕死，秉承严嵩意图，不让手下出兵，竟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焚掠了十几日满载而去，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面对内奸外侮，杨继盛怒不可遏，他奋笔疾书，上疏鲜明地斥责蒙古贵族在北京城下杀烧抢掠的罪行，指出没有报仇雪耻就议和有辱国体，提出对无条件开马市的“十不可”和“五谬”，陈述自己的爱国之心，请求朝廷举兵抗敌。不想对于开马市与蒙古鞑靼部贸易之事，明世宗已经颁下圣旨，以皇帝之尊，岂能收回成命？何况世宗一向刚愎自用。他以杨继盛有意阻挠边计，动摇人心为名，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把杨继盛贬到边远的陕西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小官。
杨继盛在狄道的时间虽短，可是他在那里访民疾苦，均平赋役、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这位好官受到当地人们爱戴，在他调走时，千余人哭泣着送他到百里之外。
不久，仇鸾的罪行暴露被杀，杨继盛被调回了北京。这次严嵩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是负责管理军官选拔、升调、世袭、功赏等人事事务的机构。而员外郎是一个从五品官员，是个中级官员。
调回北京城的杨继盛，看到皇帝昏庸、奸臣弄权, 忧国忧民的他感到“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于是下决心要揭露奸臣严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儿子劝他:“这样做就象是鸡蛋去碰石头，请父亲大人再考虑考虑”。杨继盛生气地说：“为臣尽忠，我只知道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不是我所考虑的！” 可见他忠贞为国，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他将严嵩指为“天下之第一大贼”，首先弹劾严嵩以丞相自居，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指的是明太祖废丞相以后，曾经下令明朝永不再设丞相之职，可是严嵩身为内阁大学士，以丞相自居，就是破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其次，指责严嵩伺皇帝喜怒而得以放恣行为，窃取君主大权；接下去，杨继盛痛斥严嵩大肆索贿受贿, 卖官鬻爵, 引用奸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败坏风俗，还有让其子严世藩代行票拟，纵容严世藩窃取权柄等等罪状。票拟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先写在小票上，贴于奏疏，进呈皇帝批准，代皇帝拟写批答大臣章奏，处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要求皇帝惩治奸臣。当时正是严嵩权倾朝野之时，奏疏一上，杨继盛被下了监狱，这已是他第二次被投入狱中了。
入狱以后，面对即将遭受的酷刑，杨继盛拒绝了友人送来的可以消炎止疼、减轻痛苦的蚺蛇胆, 他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胆”。于是凛然受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遭受残酷的杖刑, 他的伤口之处已经大面积腐烂, 里面的筋骨都露了出来。这位铁铮铮的汉子，苏醒后自己动手用茶碗碎片割去腐肉，拉断残筋。见到这幅情景的狱卒，手中的灯笼不禁险些落地。就这样，他依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即使如此，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严嵩仍不能让他活下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在狱中三年，最后严嵩把他的名字偷偷添加在死刑犯名单的后面，终被惨遭杀害于西市，即现在的西四。年仅40岁。杨妻张氏也是一个忠烈之人，她曾上疏请求替死而没有获准，就在杨继盛就义的当天，她自缢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