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论及《常棣》时也指出：“盖初民重‘血族’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观《小雅·常棣》，‘兄弟’之先于‘妻子’，较然可识”（《管锥编》）。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毛先舒说：“《常棣》，俗笔必先从和乐叙至急难，便乏味”（《诗辩坻》）。此篇则与之相反，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初年，出现过周公的兄弟管叔和蔡叔的叛乱。据此，《诗序》似认此诗为成王时周公所作，曰：“《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西周末年，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更频频发生。据此，《左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此诗为厉王时召穆公所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云云。”《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常棣》是《诗经》中的名篇杰作，它不仅是中国诗史上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也是情理相融富于理趣的明理典范。陆时雍《诗镜总论》曰：“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以叙事则伤体，议论则费词也。然总贵不烦而至，如《常棣》不废议论，《公刘》不无叙事。”《常棣》的“不废议论，不烦而至”，似可析而为二。一是真挚委曲，感人之至。开篇形象比兴，富于理趣；随之围绕“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旨，“丧乱”与“安宁”、“良朋”与“妻子”，及历史与现实、正面与反面，寓理于事，多层次地唱叹阐论，既感人亦服人。全诗笔意曲折，音调也抑扬顿挫，前五章繁弦促节，多慷慨激昂之音，后三章轻拢慢捻，有洋洋盈耳之趣。委曲深至，一片真诚。二是主题恒久，深邃之至。兄弟友爱，手足亲情，这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常棣》对这一主题作了诗意开拓，因而千古传唱，历久弥新。同时，“常棣之华”、“莫如兄弟”、“兄弟阋墙，外御其务”，作为具有原型意义的意象、母题和典故，对后世“兄弟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隋朝常得志的《兄弟论》，在新的背境下对《常棣》诗旨作了创造性的伸发，可以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