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还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沫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送石处士序》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大人，做节度史三个月，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有人举荐石先生，乌大人说 ：“石先生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瀍谷河之间，冬天一件皮衣，夏天一件麻布衣服；吃的吗，一天吃一 盆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就谢绝；请他一起出游，没有找借口拒绝的；劝他当官，便不理睬；坐的只有一间房间，左右全是图书。跟他谈道论理，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评论人物的高下，事后成败与否，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卜未来。
《送石处士序》创作背景
古代称有才德而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为处士。本文作于810年。809年（元和四年），河北恒州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五际宗统率军队不服从朝庭诏命，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率兵讨伐。乌重胤于810年（元和五年）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其地处转运要道，责任重大。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才，渴望共济国事。石洪为洛阳人，德高望重，颇具才略，一度为黄州录事参军，后归隐洛北十年之久。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谋。东都人士作诗饯别，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序中期望乌氏与石洪以道义为归依，并祝两人合作成功，兼寓箴规之意，具有丰富的现实与理想意义。
《送石处士序》评析
《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由两人之间的问答，写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