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手记
作者：admin 发表于2022-01-23 19:23 阅读(0)
回乡手记
作者/程新中（陕西旬阳）
父亲一辈子享有过一次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荣耀的。那是他最风光的时候，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县城的居民中最早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的一批人。
当然，这个自作主张的决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以后二人每一次的争吵中，只要母亲一提出这个话柄，父亲就象霜打的茄子，立即败下阵来。对一家人的愧疚，让父亲一生都直不起腰来，直到79年返城，直到儿女们把他送上山，也没有走出这种阴霾。
从县城到父亲下乡落户的村子，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
我犹豫了一番还是打了一辆车，出租车沿着空荡的公路穿村过镇，然后拐下路肩，在黄尘滚滚的土路上又摇晃了几里，终于把我送到了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堰坪村。
堰坪村不大，四面环山，唯一还算平整的地方就是溪边那块巴掌大的平坝。阳春三月，坝子上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山风中荡漾。
见到生人，村头的院场上有几条土狗张牙舞爪对我虚张着声势。“麻虎，麻虎，不准咬人！” 那狗就不吠了，遁声望去，我这才发现房檐下坐着一个人。宋团级不是军官，是农民，今年70岁，穿马甲戴棒球帽，谢顶的脑门下戴着一副石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像城里送孙子上下学的退休老头。
白天，老宋忙着放羊，我索性自己在村里随意走走。村里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废弃的砖木结构的院落比比皆是。听老生产队长张德福说，七八十年代村里人口最多时有五百多人，现在常住的不到一百人，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张家的院子里停着一辆帕萨特，挂着广东牌照。“儿子在广东打工，今年不出去了，要在村里养蜂。”张德福指着车有些忧心忡忡。在习主席的照片前，我给张叔拍了张照片，他腰杆笔挺，笑容满面，眼神里放射出自信和希望的光芒，完全不同于普通农民。
李新书今年79岁，是村里的老会计。他给我开门时，张着那口豁了牙的嘴笑得像个兴奋的孩子，但只要我一举起相机，他就立刻收起笑容，显示出郑重。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欢迎回来！你爸爸好吗？”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不愿回答，希望他在村民们心里还活着。父亲16年前就已过世的事实让李新书非常吃惊和难过，他和我父亲是同龄人。
在村子西头的坡地上，我看到一位农民正扶着一辆“突突突”冒着黑烟的微耕机在翻地，女人边在犁沟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撒着苞谷种边与男人大声地理论着什么。在父亲插队的年代，干农活靠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上阵，耕地则全靠畜力，大队有一台宝贝似的打麦机，是救急用的，抢收夜战，曾打断过两个人的手腕。
宋治燕家种了二十亩油牡丹，年纯收入八千多元。我见到她时，她正盘腿坐在田边的坡上吸烟。宋治燕雇人给她犁地，犁二十亩需付二千六百元。她有两儿一女，女儿嫁到安徽，几年都没回家，大儿子没有对象，小儿子刚结婚不久。为了给小儿子在县城买房，宋治燕贷了五万元款，自己又凑了五万，一起作按揭首付。她说父亲下乡落户的那会儿家里没吃没喝，穷的揭不开锅，女儿海鸥是吃着我母亲的奶长大的，从小改口叫母亲干娘，她再三叮嘱我晚饭上她家去吃。
父亲刚到村里的那个冬天，临时住在赵翠枝家南边第二家，主人叫张铁柱。张后生带我去看父亲住过的屋子，主人一家已搬走多年，房子几近坍塌。
坐在宋治燕家为我准备的酒桌上，我拨通了母亲的手机，递给宋姨接听，俩老姊妹客套了几句，很快就无话了。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等有机会去看望她。但我知道，这个偏远农村在母亲心里是个很不堪的地方，她多次提到那里的经历让她痛苦，我想她不是真的想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