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的故事

 

田野

 

过去曾经有一句幽默俚语：口袋上插一只钢笔是小学生，两只钢笔是中学生，三只钢笔是大学生。此语足以见得过去钢笔作为的文化代表的重要性。

钢笔发明于19世纪，笔头由金属制成，书写起来圆滑而有弹性，相当流畅。它与我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相比较，具有快速便捷易于携带等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传入我国，据孙犁先生《钢笔的故事》中回忆，那时一只进口的黑杆钢笔需要五块大洋，算是一个奢侈物品。最好的钢笔是美国产的派克笔，解放以后，孙先生稿费多了后曾经买过一只，虽然一直舍不得用，但文革时期还是受到革命群众批判，质问他：国产笔就不能写好字吗，为什么非要用外国笔？为此，他只能检讨说，文章写的好不好确实不在于笔。于是，群众说他检讨得不错，没有再难为他。

天道循环，世事难料，曾几何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广泛使用的钢笔现在已被签字笔和电脑、手机取代，基本上已经进入博物馆，成为了文物。

前日闲谈，妻说起她的第一杆钢笔是家里对她积极打猪草做出贡献的奖励，不由得引发了我的一些思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和人民都还是比较贫穷的，生活在农村地区自然更甚。一两元一只的钢笔现在看来可能是小菜的小菜，但那时很多家庭并不是想买就马上就能够买的。妻说的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生要从用铅笔转为开始用钢笔。她说要买钢笔，家里人告诉她，要去打猪草，等猪长大了，卖了猪换到钱才能买。于是，她天天放学后就高高兴兴的去打猪草，期盼着尽快得到那只笔。果然，卖了猪，她得到了一杆钢笔。她好高兴呀，天天拿在手里，甚至上学的路上还拿出来看看。但乐极生悲，新钢笔没用多久竟然丢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哪里敢告诉家里。但也是机缘巧合，命里有时终须有，笔恰巧被生产队里与岳父一起劳动的一个大哥拾到，他让大家帮助找失主。当他拿出笔时，岳父感到眼前一亮，这笔怎么这么眼熟呢？他将笔拿回了家，问妻，你的钢笔呢，怎么没有见你用呢？妻还不敢实说，支支吾吾的搪塞着。岳父拿出笔问，这是谁的呀？啊！怎么在您哪儿？……

我也有学生时代丢失钢笔失而复得的经历。那是在1966年5月间，文革初起，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公布。风云变幻，著名的“三角地”从此成为了大字报的海洋。为了紧跟革命形势，学校老师组织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步行去北大看大字报。我们边走边玩，到了以后，看到那些一篇篇革命的战斗檄文十分激动，于是伸手掏笔准备抄写一些回来好好学习，领会革命精神。但伸手掏笔，笔却是无影无踪，好不扫兴。归来的路上，沮丧有加，但心有不甘，仔细回忆来时的路线，寻思可能是丢失在西北旺大桥西面的一段河渠边上。循原路返回，认真寻之，果然，那只绿色的小笔就躺在河渠的坡上，静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到来。这只笔不是打猪草换来的，却是我课余时间采集野生草药晒干卖到供销社的钱买的，虽不是英雄也不是金星等名牌，但透明的绿色笔身，十分漂亮。

一生喜欢写写画画，虽无什么成绩，但钢笔算下来也用了几十只，其中两只钢笔记忆犹新。一只是部队时同班战友孙胜利送我的分别纪念品。另一只是妻送我的英雄铱金笔。战友送我的这只笔，是一只老式的永生牌自来水笔，笔尖大部分在外。记得原本是汽车排武从战友的，胜利战友因非常喜欢，就从武战友那里硬是买了过来。作为心爱之物，他在调到二营时送给了我。这只笔我在退伍时又送给了王政海战友。妻送我的那只笔，我带到了机关。此笔立有大功，我所在室的简报、新闻稿及其他文稿均是此笔的功劳。这只笔一直用到九十年代初我离开机关。公司多用签字笔，且鲜有那么多的文章要写。后来，文稿写作改为用电脑，笔的功能基本限于签字和记录功能了。不过，我的这只文物级别的笔至今仍然保留着，成为历史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