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欺骗了我的妻子
——一位肿瘤科大夫对自己爱人患癌的全纪录
译/可恶的许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 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诊断结果）。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病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列横，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 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
我们尝试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去关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滩，看日出日落，把脚踩在水里，跪坐在沙滩。这是许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许多开心的日子，也有许多烦恼的日子，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有日子。当妻子渐渐恢复，她重返到她银行的岗位上。
就算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难以发现病痛对妻子的改变。她还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充满微笑，时而带着坏主意，永远富有思想。这位优雅的小肢女人总是会自嘲自己的假发套，而我也会在她脱下假发露出光头的时候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仿佛在与一位种族歧视者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满病人的房间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渐改变。她嘴角上扬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许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许是半毫米，或许更少，少到数量级无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够觉察。
在这个微小的变化中，我却能体会一个弥天大谎。妻子正忍受着不可言喻的痛楚，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即将袭来的黑暗，感叹指日可待的未来不再有数不尽能够共度的时光。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一个仲夏的夜晚，台风艾琳尚未席卷纽约，妻子告诉我她感觉很抱歉，因为她即将丢下我们。也因为知道我会感到很难过而难过。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的说道，“我也是。”与此同时，当听到我父亲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时间哭成泪人，儿子也是，而唯独我毫无表情，我已经被生活击败的一无所有。
在而后早秋的一日，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癌症指标”已经连续上升了两次。当这些“指标”，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学含量一旦上升许多，就说明癌症正在扩散，治疗也开始渐渐失效。
妻子的医生坐在桌子边上，安静的审视着电脑屏幕里的数据。良久他做出决定，将停止妻子的内分泌治疗，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力，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疗。肿瘤科大夫很多时候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大家认为医生们对化疗的决定很草率，鉴于化疗的毒性会使得病人全身乏力，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永久损伤。有些时候，连肿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一味降低“癌症指标”，或者暂时减小肿瘤大小，他们都会冒险去化疗。
当医生写下了“二线化疗药物”的医嘱，我想到了以前一个同事对我说的所谓“一线”“二线”“三线”治疗的区别。每过一套治疗，药物带来更多副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抗癌效果。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肿瘤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疗越来越笨。有的时候在治疗的进展中，更多的化疗已经无法带给患者利益，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为种种原因，都会主动或者被动的继续用药。
不过到了这一步，我也不会再多想，如果有一线生机，一丝希望，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我清楚的了解妻子血液中的“癌症指标”已经太高，肿瘤正在扩散，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执念占据脑海，选择不再是选择。继续化疗！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药物的原理，虽然依然是药片，但现在的治疗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时间就要咽下整整一手掌的药片。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将决定这一周期的用药何时停止。医生告诉我们这次的用药按道理说不会让妻子的体重再减少，这到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依然留着妻子上次化疗时候用的假发，私下约定要留着同一个至少五年，仿佛觉得早早丢掉这个假发会不吉利。如今这个假发依然在我的衣橱里，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纪念品之一。
妻子的医生一如既往的坦诚，“二线化疗”除了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有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模糊的目标，就是希望妻子能够忍受“二线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而不会太难受。即便这样，我们就觉得谢天谢地了。
当我们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电梯里面我遇见了已经同事十年的一名医生。我轻声的打了招呼，然后就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看往别处。电梯里面还有两三个病人，由家属陪着。我猜想他们现在在癌症的治疗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是刚刚确诊时候的震惊，是对人世间的最后弥留，还是依然健康，做着环绕世界的旅行？我注视着妻子从东边出口走出医院，渐渐消失在模糊的眼界。
作家Dephane Merkin曾经描述忧郁的人总觉得身上刷上了一层厚厚的黑漆。其实对我而言并不是这样的，不是黑漆，也不像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爆炸以后残留的粘液。反倒这抑郁的情绪像一层衣服，一层薄且透明，外人难见，却又硬如钻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这样一件衣服把我破碎的身躯勉强整合在一起，还是在鞭笞着我尚未完全粉碎的肉体。不过无论如何就是这层衣服，让我跟人来人往的纽约隔离开来。与此同时我清楚的知道我体内一股涌动的情绪，一种已知道未来情绪深渊的可怕感觉，可是我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欲望要一头栽进去，去拥抱绝望。
当妻子第一次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时候，朋友们常常会跟我们说，“你家老公懂那么多癌症的治疗方法，真是不错。”不过也有朋友觉得恰恰相反，认为我的所学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虽然无论更痛苦还是好受都是一个无意义的学术命题。就像Edna Pontellier之死到底是解放还是放弃，就像蝙蝠侠是否会放弃自己对爱人死的内疚。但是那一天在医院的回廊里，我知道我找到了答案，我的所学使我痛苦，睁大双眼看着妻子未来日子里每一份每一秒的痛楚，丝毫没有希望。
往后的一个月内，妻子努力让治疗中的一切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隔几小时就吃下满满一拳头的药片，为了保护化疗带来的皮肤损伤全身涂抹的雪花膏。期间妻子一直工作着，她觉得工作能够让她感到开心，亦觉得如果停止工作，生命也就会停止。我知道她并不在打比方。
有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将死之人会有回光返照之姿态，反倒变得更有活力去创造美好的事物。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傻很天真，也不值得因为它歌颂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敢而称赞。在妻子看来，她即将和一个怎么也舍不得的世界告别的时候，不可能用余下的分分秒秒去创造什么更值得留恋的。与此同时，我依然陷在自己的黑暗中，无止境的思考着无法避免的一切，我会阶跃光阴的步伐，去那个妻子开始深受折磨的那一分钟，去那个再也没有妻子的那一刻。
11月，妻子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关于所谓的“二线治疗”是否只起了一点点效果，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起的问题，答案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了。但是妻子的药确实没有停，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真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当我们的朋友们见到妻子的时候，他们会十分委婉而优雅的掩饰他们的惊异。正如一位友人所说，妻子因为身体消瘦，变得更加美丽，她的脸庞变得更加秀美，她那可爱的棕色双眸也变得更加明亮。（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妻子的手机铃声都是“棕色眼睛的女孩儿”）
一天夜里，妻子做了一个怪梦。她梦到自己坐的飞机驶入乱流，还折断一只机翼。那月中旬的一天妻子送邮件给我，说她每天上班都觉得像登山一样。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妻子的肚子开始肿胀。
开始也只是一点点，大概也就是有点便秘。于是我们抱着侥幸的想法觉得会不会便秘只是暂时的，过一两周就不会有大碍。妻子医生的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化疗药物的副作用使得液体在腹中滞留。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以前没有病人有过类似的情况。
大概又过了一周，我们去看了一位肝胆专家。他为妻子拍了一个腹部的CT。那个CT出来的时候我就傻了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看过了数以千计的CT，此刻我也无需一个专家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了。
坐在我身旁的，还是那个我深深爱着的女人，那个光芒耀人的新娘。在她身旁的，却是微微灯光下的CT片，片子里显示的，是一个即将患癌而死的病人。肿瘤已经蔓延到了坐骨，侵入了膀胱，逼近了胰腺。大半的肝也为肿瘤细胞所吞噬。
专家确认了我们先前的猜想，腹部的肿胀是因为置于腹中的液体。我立即以一名医生的直觉找到了原因。大概是妻子的肝脏已经不在正常运作，因为肝脏的主要作用是为血液做清洗工作。但如果肝脏停止工作，就会有大量的液体积累在体内。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肝脏已经不再能把血液中的毒素清除。当然也有少数其他原因来解释腹中积水，不过连我自己在病理结果前也难说服自己。
随后的日子里，妻子就要靠一种叫做“oxycodone”的止痛药度日。她亲切的称之为“oxys”，每天早晨上班以前都要跟我说“要吃几粒oxys才能去公司呢。”
然而也就在这个最艰难，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每天要准备一两个小时才能出门（以往是12分钟）的情况下，妻子竟然提出了要全家在感恩节的那一周去度假。在加勒比海边租一个小房子，然后邀请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一道过去。妻子用行动表示着病痛没有把她打垮，依然做着她想和我完成的一切（此后的一个月我们还去了巴黎）。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届时会离医生太远，不过妻子还是用她亲切睿智的口吻说，“我的病也更严重不了啦。”
在加勒比的阳光和阵雨沐浴下，我们与大海嬉戏，与崇山相伴。我们走了许多困难重重的山路，拜访了无人问津的海滩，也就在那里，妻子告诉我以后她的骨灰可以洒在那里。我们甚至还划了船，把妻子抬上抬下船得要两个人，让妻子在海里面游一小段也需要三个人帮忙。但是这所有的时光妻子都与我们一同度过，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们在海里的时候还看见了一条小鲨鱼和两只海龟。下午我们在海边为儿子举办了生日宴会，妻子亲手切了蛋糕。那天儿子收到了许多礼物，宴会的主题是“蜘蛛侠”。
她腹中的肿胀自我们回到纽约就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每天都会有许多升的液体在肚子里堆积。陌生人会问她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妻子会用一种濒死的黑幽默告诉他们，都不是，而是她得了癌症。如果有陌生人接着往下问的话，妻子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当妻子的肚子由于积水越变越大，直到难以走动的时候，医生开始为她做穿刺，一项我本人也做过无数次的治疗。一个小小的针头穿过皮肤，直到积水的深处，然后把体内的液体抽取出来，让病人好受一点。
看妻子第一次做穿刺的时候，我的心脏几乎要跳了出来，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我的医学知识为我带了欢悦的一次。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体，而不像那些由完全肝脏衰竭病人中取出的浑浊。当然癌症依然在一点一点吞噬着妻子，但至少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过因为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体，就说明妻子的淋巴系统出现了堵塞。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一根一米长的硅管，从腹腔开始，穿过皮肤和锁骨，然后把腹水重新引流到心脏。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内出血，或者肠道破裂，遇到任何一种情况都将需要紧急手术。我同所有医生一样，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但是当我看到妻子腹水的颜色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认为这个手术是必要的。
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象，这个引流将使妻子体内所有的养分，电解质，能量重新吸收，而不是白白流到体外。这样妻子或许能够神奇的恢复，长回她丢掉的20磅，让脸颊重新丰满，戒指也不至于总滑脱。
不过妻子的医生却十分的犹豫，总觉得这个引流手术算是最后一搏。所以直到12月，妻子都定期的做着穿刺。每一次穿刺的成功，都能使妻子的肚子缩小不少，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从临产重回“怀胎三月”。可是我总是觉得老做穿刺而不做引流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引流手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做为妻子换来更长的生命呢？或许妻子在这段时间内，还可以恢复到以往的精气神。是的，我知道引流的巨大风险，妻子可能因为这随时死去，但是即便不做引流，妻子不也正在死去吗！
我们最终还是到了癌症治疗中的绝境，在这里，任何医生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在这个绝境，是每年美国会有4万个乳腺癌患者都将面对的结局。在这个绝境里，“为什么不”竟然成为了所有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不试试这，为什么不试试那，即便所有的尝试都会带来已知的结果。
最终在圣诞节后，妻子的医生还是为她做了引流，而且妻子差一点就死于其中。她腹中的积水重回血液循环，但是她的血小板却开始骤降，从引流前的20万一下子降到了5万，而正常人的血小板数大概在15万和40万之间。五万是一个临界值，这意味着妻子随时都有内出血的可能性。
每一天每一天大夫都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下面的治疗计划，可是每一天每一天，这个计划都是相同的：就是不停的做血小板的检查，直到数值稳定。除此以外，对话总是侧重于引流是否有效果。大夫会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如果血小板数目稳定的话，引流就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他们就去看其他的病人了。
每天见医生的时候妻子会问所有的问题，而我总会安安静静的坐在房内。我的沉默并不是源自礼貌或者轻慢，而是我知道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知道医生们会回到走廊，然后彼此之间吐露真言，然后再回到房间里面。我平时也是这样子，会告诉我的病人所有的治疗方案已经用尽，化疗也不会再起作用。可恶的是，用医局的话来说，是“在化疗的时候，病人本身坚持不了了”。这个时候，妻子的乳腺癌变得和肺癌，胰腺癌一样严重。她大约大去。在医院里又住了几日，我们回到自己的家过新年。
以后的两周里，引流还真的起了效果。妻子虽然虚弱，但是肚子却没有一天天变大。我的假想最终没有实现，妻子没有增重，亦没有恢复体力。她的肝脏彻底衰竭，有一日，她在家里摔倒了，我大惊失色。为了安慰我妻子说道“我没有问题的，刚才只不过是一不小心就跌倒了。”但是我看见了她眼睛的黄，我没有忍住，像丢掉了玩具的小孩子，失去了女友的高中生一样嚎啕大哭。
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聚光灯不偏不倚的打在妻子的脸庞上。我尝试不去看，不去想她眼内的黄色，我尝试顺着任何妻子的话往下接，但是我偷偷给一个大学时候的好友发了短信，这个朋友后来也做了医生，告诉她我妻子已经黄疸了。
最终我还是没有忍住，脱口而出，“亲爱的你的眼睛变黄了。”
她哑口无言，随即又惊慌的问我“为什么？”然后又问了一个我没有预料的问题，“医生们会做什么？”我无法回答她第二个问题，勉强的告诉她眼睛里面的黄色是因为肝脏衰竭导致的，而且我不知道医生们会用什么样子的办法治疗她。所以我们得问问医生。这是我向妻子撒的又一个谎。
黄疸会使得眼睛变黄，随后就是皮肤。黄色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却说明妻子的体内正在极度恶化。她的大脑也即将为毒素所侵扰。换言之，妻子的终点即将来临。
我的手机响了，我那位做医生的朋友，用了一句医生们特有的术语，“哎哟我操。”
没过几天，在一个星期三的寒冷清晨，妻子被紧急送到医生那里。她已经严重脱水，即便给她补充水分，她依然无精打采，完全没有恢复的样子。医生陪她度过了糟糕的六小时，直到我们可以勉强坐朋友的车回家。但至少妻子已经略有体力。她还问了医生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更多的治疗，医生向她保证，会先看一看她的化验结果，然后想想要不要继续化疗。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遛狗。像一个出了轨的丈夫，刚刚离开了公寓楼的拐角，就拿出手机。
“我不能为她进行化疗，她病的太厉害。我不可能给她化疗，（化疗）会杀死她的。”妻子的医生在电话那头说道。
“是的，我知道。”我告诉他。
“天哪，谢天谢地，你（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知道这一点。”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得像大人一样。”我最终说道。
医生同意。“但是我不想告诉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知道，也许我们也不用告诉她。”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再去见医生，妻子已经不能像昨天一样站起来了，我握着妻子的手，大夫则把椅子拖到了妻子身边。他告诉妻子，他觉得最好还是延迟化疗。
你也许会觉得医生骗人了。但是这是在是虚晃一枪。为不可能带来理论上的可能，为患者留有一丝丝的希望，谁也说不准再过几日就会有一种新药被海风吹来。我坐在妻子旁边，安静的参与了医生的这个阴谋。
但是妻子没有被骗。确实，从那个秋天还在和我们儿子比赛做鬼脸的妻子，到现在这个轮椅上无精打采，满身黄色的将死之躯，没有人看被骗。妻子倒坐在轮椅里面，想了一小下，然后努力支撑起自己，缓缓的问了一个没有人应该问的问题，“我会如何死去？”“（死的时候）会痛吗？”“我儿子会记住我吗？”
那个周六我们的房子里挤满了朋友。妻子在沙发上坐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妻子告诉儿子，说医生已经不能治疗她的病了，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儿子你会好好的，爸爸也会好好的。”她告诉儿子在哪里可以与她重逢，也告诉他她会永远不离左右。
周日她睡了一整天。那天夜里我拥着她，告诉她可以安心的去。周一早晨，妻子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她轻轻对我说出了最后的话，“我爱你”。
没有鬼魂从妻子身体里面冉冉升起。也没有以太般的灵魂。但是在她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开，从人群中消失的那一刻，就注定与尘世间了一切道了别。以后的一切：丧礼，机械式的被装入白色袋子，机械式的被取出白色袋子，被轻轻的放进车厢，一切的一切都与妻子的生命，她的活力无关。因为那些是不能被装进袋子的。
当妻子的遗体被送走，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妻子所躺的那一边。那个几小时前乃至以往的许多年，都属于妻子的位置。床罩被掀起，床单也有一点乱，放佛妻子刚刚起床时的样子。
在我身后的，是厚重金属门被打开的声音。哒哒几声，又被关上。那是每天早晨妻子先我去上班时一样的响声。
许多周过去，许多月过去，我恍惚度日。
有些时候我感到麻痹。有些时候我感到一种空空的快乐，像是在用自己要用来买房子的钱玩游戏。自从妻子生病以来，我就不再见病人，她走后的几个月里面，我也没有能够很好的照顾我自己的病人。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恢复过来，但是我不着急。因为现在我还不想看别人的片子，不想读别人的报告，尤其是那些关于血小板的。
我们共同的日子渐行渐远，往后的日子里我踽踽独行，踽踽独行。我想起我朋友Liz以前所说的至理名言：“当丈夫因为皮肤癌去世的以后，她总可以与一群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却再也找不到一个人陪她无所事事。”
总之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有关亲人死去的感伤与忧愁都是胡乱演的。从不会有定时的痛苦与爆发，对亲人的思念，对爱人的逝去永远不需要什么周年来提醒，不需要你看到以前一起去的餐厅，不需要任何能够联想起她的物件。在一起买沙拉的超市里，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告诉你应该买哪一种芹菜，配哪一种大蒜泡过的面包屑；在一起出发的机场内，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陪你看着旧电视剧的哪一集；亦或是在一个满月的夜里，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你的妻子，从认识你的那一天，就会告诉你生命之短暂与爱人的永恒。就像一个幽灵缠身，无时不刻带来痛楚，偶尔哭泣，空无一物，但你却不忍让她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