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是如何潇洒生活的

鲁迅当年是如何潇洒生活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拜的人是鲁迅先生。这倒并不是因为自己正学着写杂文，而先生的杂文被公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于是就爱屋及乌地崇拜开了。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的一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我的崇拜理由，“鲁迅虽然一生不那么顺，但活得却像个人样子。人就这么一生，窝窝囊囊的，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明明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却还是不说，专捡那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但能讨人喜欢的假话大话说。我喜欢鲁迅，就喜欢他说的不是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欢心的话。”
　　
　　能活得像个人样子，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我崇拜鲁迅先生的理由。也许有人说，你的这个崇拜也太小儿科了，太缺乏远大理想了，这种说法没错，但不管怎样，我就是想像鲁迅先生那样地生活。
　　
　　鲁迅先生做过官，从1912年到1926年，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十四年之久，官居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实际上就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相当于四等或五等文官）。在任上，先生励精图治，曾经受命设计过国徽，领导和参加过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亲自参与了汉字注音字母的确定。尽管先生才华卓著，能力突出，工作出色，但先生不愿与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恶势力合作，还公然反对当时的主旋律“尊孔读经”，以致被领导看作了“刺头”，所以官职只能原地踏步；后来由于写作抨击黑暗现实的杂文，被列入当局的“黑名单”，仕途随之走到了尽头。在当官的同时，先生还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书，但学校能给他幸福的生活吗？他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复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鲁迅先生不愿在金钱之下呼吸，不愿过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苦生活，只好把从事教育的神圣工作失望地放下。官不当了，书也不教了，鲁迅先生最后就到了上海，成了一个住在半租界里的自由的文化战士，靠着自己的一枝如椽巨笔，先生赚取了丰厚的稿酬，过上了优裕的生活。
　　
　　先生居然敢丢掉有优厚待遇的固定工作，去做一个不被人们看好的自由撰稿人，这种卓然不群率性而为的风度，让我们这些后辈敬佩不已。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文化战士，他的战斗是非常成功的，这得力于先生采取了一种“斗智不斗力”的高明策略。鲁迅反对那种动辄叫人流血牺牲的革命，他说过，“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当然，先生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肯做无谓的牺牲，不但先生自己是如此，而且也不同意青年学生反复地、激烈地，去向反动政府请愿。先生曾经动情地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先生的这种战斗智慧，就是他所说的“壕堑战”，也即平常我们常说的“韧的战斗”。为了进行长期的战斗，先生经常换笔名。根据现有的考证，先生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
　　
　　鲁迅先生虽然是一个战士，但他懂得休闲，懂得放松，懂得享受生活，先生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这点尤其让我佩服。先生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在其生活条件保证下，对于能够享受到的东西，他都尽情地去享受。他吃好的喝好的，不但抽烟，还爱看电影。看电影成了鲁迅的一大爱好、一大休闲。曹聚仁在其《鲁迅评传》里写道：“许广平说鲁迅爱看电影，……这是他的精神休息。他要坐楼座，付最高的票价，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他不一定选择好的片子，几乎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看；也爱看五彩卡通片，他就和海婴一样的开心。”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先生还爱坐汽车兜风。在上世纪30年代，汽车还不普及，坐汽车是高消费，一般人消费不起，而先生没事就爱带着孩子、爱人，坐汽车兜上一圈。先生没有做守财奴，没有选择一些作家常常过的苦行僧生活，而是奉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撙空对月”的生活哲学，在不长的生命岁月里，把生命之歌唱得嘹亮激越，让我等后生小辈听得如痴如醉不胜神往。
　　
　　人生苦短，有鲁迅先生做我的榜样，如果能像先生那样地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多姿多彩。此生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文/王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