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会种地的大师
他应该是最受广大人民群众推崇的科学家了。当一堆人簇拥着的穿着大棉袄气质白西装的袁隆平钻进那辆黑色别克后，刚才还在维持秩序的黑衣保安开始嘟囔：“真该要他一个签名。”
饥饿
在中国，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们对饥饿的记忆。在一本两百多页的袁隆平传记中，作者用二十多页来铺陈背景，讲述“饥饿的幽灵”，第23页的时候，主角才终于出现了。
这位能让水稻增产20%的杂交水稻之父是个挺踏实的人，找他给书签名，他便签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个字不多写。当有人说，讲讲你的梦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庄稼有关的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
1999年，袁隆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这个梦想。那一年，在中国，他还不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省展台前介绍杂交水稻身后是水稻，侧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就喊，“咦，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讪讪笑着点头，“是我是我。”然后指着身后，向游客介绍他的杂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国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拿了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奖，声誉渐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是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出现时爱穿那件有大棉袄气质的白西装，说着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外媒喜欢强调，“那是与毛泽东类似的口音”，另有中国媒体考证出来，他的白西装价值五百多块人民币。
1990年代，袁隆平曾3次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均以落选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偏重应用，不够基础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他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根据他办公室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太浪费时间了，而最终的内容又大同小异。他的一个助手解释：他已经尽力配合了，上过中央电视台，上过凤凰卫视，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细讲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
孟德尔VS李森科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民模样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一位姨妈在协和医院担任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还有林巧稚杂交了数代进行选育，他们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长、叶窄、茎秆纤细，容易落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来。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就在“野败”被发现后不久，大约在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对杂交水稻的解释中说，“比其他稻种都要高产。”谢放鸣解释道：“在相同的气候、土壤、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产。用相同的投入，杂交水稻要比常规水稻高出20%以上的产量。”谢是袁隆平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负责全球农业磋商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更好的种子与最好的种子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不过，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个方式是“计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助力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增产与农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杂交玉米推广后正逢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不得不负责一个叫作“农业调整处”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停止生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对上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也时有批评声传来。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尤其可以体会，“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说：“赞许者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和希望摆脱饥饿的人们，而反对意见则来自那些以减少农民收入不均为主要目标的人。”不过，当时有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雇佣农业农场主对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粮食的产量愈高也许就意味着价格会愈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向本刊记者解释：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一位植物学研究者向本刊解释：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我们选择了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最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转基因与有机农业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并未得到回复，李昌平还是对本刊评价道：“袁隆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袁的学生谢放鸣认为，“袁老师是个专注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不理会外界干扰。”
“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不过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很难做到了，毕竟环境不同了。”谢放鸣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发出如是感叹。
对于这位专注的科学家，几个研究水稻的同行说，“袁老师是很和蔼的人”；采访过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不过，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在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现场，坐在4位嘉宾中间偏右的袁隆平双手紧紧地贴在大腿上，身体略显僵硬地左倾很显然，他还不太习惯聚光灯下的环境。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上来。他笑了笑，眷恋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好，那就开始问吧。”有记者问他看待转基因的态度，袁隆平有点无奈这是他回答过多次的问题，最近的一次，是两个月前，“愿为科学献身试吃抗病抗虫转基因大米。”不过，他还是耐心地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些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我们也许需要谨慎地对待；而对另外一些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转基因，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这类新鲜技术，比他小几十岁的同行说，“袁老师的开放态度是我们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儿子袁定阳，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之后，一直在从事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较高的玉米C4基因转入水稻中。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了，袁隆平舒了口气，几乎要把那杯茶端起来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当下热门的有机农业。他态度激动起来，那杯水也放下了：“没有化肥，就无法提高产量，无法养活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他说，“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几十年的实验，化肥对土地的肥力不会有破坏作用。”说话时还特意摆了摆右手，用以加强话语中“不会有破坏作用”的效果和表现力。此时，秘书前来汇报，车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累了，中断了那场关于有机农业优劣的辩论。
回来后，翻开他签过名的那本硬质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最后一篇是他亲自翻译的《漫长之路》，讲的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块一公顷的土地。自1963年开始，人们在那块土地上不间歇地每年种两季水稻，稻草不还田。45年后，“答案几乎是出人意料的”，“长期集约式种植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并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事实上，如果耕种得法，甚至还能改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