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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