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侈靡 译文

　　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习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都是重要措施，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管仲说：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严肃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少，不肖者虽多，但教化使人转贤，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此稍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没有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回答说：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是欺骗先祖。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则有伤信言。敬祖先是尊重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薄德，是人群的败类。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这才是为政之道。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请问其做法如何？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懂得地利，可以使人民富有；懂得侈靡消费，可以团结士人。人君须亲理大事，强明果断，而仁爱用人。还必须祈祷丰年，使百姓无灾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把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从从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固然。。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下文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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