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费用。如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所以。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
桓公说：“轻重的理财之法，国准的五种区别，我都已知道了，请问用兵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好。”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阳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精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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