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罗万象的大“道”浩广而没有边际，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好像没有；认识到它的时候，它便随之出现了。一个事物的形质和概念即将产生的时候，它的形状是首先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形质出现了，才可据此来给它定名。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需要人们仔细思考的。乱用刑法就必然伤损威严，放纵私刑则有伤法度，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伤损大“道”。这伤害威严、法度、大“道”的行为反复出现，其结果就是自身难保，甚至失掉国家。
用非常规的手段处理特殊的事情，用常规手段处理常规事物，特殊与常规，各有其位，不能混淆。凡出现改变常规超越准度的情况时，那么应付的方法便是谦抑退让、虚静无为。最初改变常规的必有凶祸。依据仪器来测量就不会有误差，依靠仪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用法度来治理就不会混乱。作为圣人，不先动、不偏执一己之见，天时未到便不预先谋划、而天时到了也不可失去时机，不谋求索取、而福祥来至也不可放过：总之要因顺上天的法则。做为君主，如果失去天道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做为大臣，欺蒙主上就会戮死；做为小民，轻蔑上司就会危险。人们心里想要得到的就应立志去完成它，立志想要达到的就应花费气力去实现它。巢居于高树者对风最敏感，穴处于低洼者对雨最敏感，这种对风或雨各自的担忧，都是由它们不同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而对各自的生存环境有明确的忧患意识的就能生存，如果能进一步安然处之的话就能长久；倘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便不能自保其身。
做为“帝”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老师；做为“王”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是他的朋友；做为“霸”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临时雇员；流亡君主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其实只是仆人罢了。自以为德能广大的人必被人们所唾弃，盛气凌人者很危险，甚至会自取耻辱和灭亡。人们在顺境时不要妄为乱作自取凶祸，在逆境时也不要自暴自弃放过机会。没有享受朝廷俸禄的，天子就不要把人家当作臣仆来驱使，如果提供的俸禄本就不多，那么天子也不要强求人家与己共患难。所以说天子御下的方法，应该是因顺人的天性，而不要人为地去扭曲它。人们切勿到极端强盛的国家去做官，不要把女儿嫁到极端豪贵的家庭中，不能与骄傲自大、轻视他人的人交朋友。
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但也不主张一味地用兵；战争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圣人上知天道的根本，下知地道的规律，它能够顺应天地之道，所以他有远见卓识，并且恬然自在。天子辖地一千平方里，诸侯辖地一百平方里，这种等级差异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相联系对应的。因此设立天子时，在等级制度上不能使诸侯与之相同；将正妻之子立为太子，就不使众妾之子在身份地位上与之相等；设立正妻，就不使众妾在身份地位上与之平等。如果两相对等就会相互伤害，两相混淆就会互相敌对。
时机成熟了，就要在行动上立刻做出反应而不要声张：时机未到，就要敛藏心机，不露声色。天道控制着寒来暑往，地道掌握着高低的差异，人道决定着夺取和给予。如果取予得法，就可以尊为圣王；取予失当，就会流徙四方、身亡国亡。天道循环运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当，就要受到天刑的惩罚，自取祸殃。人世规律是不允许舍弃法度而用一己之私的，如果偏执于一己之私，就会导致祸患。当一个国家还具备存在的必然条件时，人们是不能够灭亡它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时，人们也无法再挽救它。时机未到，要自隐其身以修德待时；时机到了，就应该广施其德，努力行事；而当大功告成以后，就要及时收踪敛迹，还原到最初的静隐，这样才不会受到任何危害。诸侯不一定有仇必报、有仇必血，关键要看是否合于道“义”。
对于像蒙蔽君主、嫉妒贤才、陷害忠良、行为邪佞这一类的人，就应该贬黜和疏远；对他们如果不贬黜疏远，就会因此而生出祸患。君主如果连自己家庭内部的事情都不能理顺，就没有资格来讨论国家的事情；小是不明，大事也就谈不上了。君主对臣民如果施赏不丰，那么相对的他获利亦少；这个道理就如同动物既然有了双角就不会再有上齿是一样的。兴兵征伐，必须师出有名，功成而止。饱满的谷物没有花，意蕴深远的语言没有装饰，真正的快乐不表现在欢声笑貌上。因为内在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好比花的内里是果，果的内里是核儿，核儿的内里是仁儿。有左必有右，右雌必有雄，这是天造地设、自然而然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事，或终或始都不要固执己意，应因顺天道。以雷为车，以云为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任地宜以为资财，因顺民心以为师旅；不知因顺之道，这是不明智的。
广修宫室，穷奢极欲，为上天所不容；大肆兴建了宫室也不能居住，即便居住了也不会长久。随意减少葬埋死者的衣被、祭品的数量和棺犉的厚度，这是被禁止的。大肆兴动徭役而多处毁坏川泽，这是被禁止的。杂草丛生而多处砍伐山林，是被禁止的。为了多建宫室而掘低高地、填平低洼，是被禁止的；然而时逢洪水暴雨成灾，则为疏导大水而挖高填低是可以的。植物不能违背自然生长规律而提前成熟，也不能不适时地开花茂盛。提前成熟会毁败，不适时地开花茂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太阳出来就是白天，月亮升起就是夜晚；夜晚人要休息，白天人要劳作。君主兴兵伐国不要超过天道所规定准度，达到了这个准度就应及时罢手。强大的国可以命令对方，弱小的国家要听命于对方，势力均等的国家之间才会按照规矩竞争。作父亲的行为恶劣，要想得到儿子的敬爱是不可能的；作为君主举止邪逆，要想得到臣下的敬爱也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其势如川泽之溃决；而当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其势如山峰之崩塌。正直善良的人夭折，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祸殃；猖獗的人长寿，是因为祖上积累下了功德。其势低卑而根基平正的会不断增高，其势高峻而根基歪斜的早晚要倾覆。
山上种有树木，果实饱满盛多。虎狼虽凶犹可驯顺，兄弟至亲却不和睦。他们既不能和睦共处，又不能远离别居，真是让死去的先人们伤心。死去的先人们为何不来，为何不来教诲他们呢？都是血缘亲属，不和睦的现象会改变的。天下有三种人为的死亡现象，一种是因为逞努斗狠不自量力，二种是穷奢极侈欲壑难平，三种是以寡敌众不识时务。不要把武器借给贼人，不要把粮食给予强盗。倘使武器借给贼人，粮食给予强盗，就会造成短者变长、弱者变强的结果；这种力量消长变化的结果，是会反过来给自己施以伤害的。不相同却相同了，这是由于因顺的结果；不相异却相异了，这也是因顺的结果；无所作为却建成了事功，这仍然施因顺的结果。
表面和善而内里却险恶，这便称作用表面的美善来掩盖内在的罪恶。这样的话，即使没有内乱，也会有外敌侵侮。美的就是美，丑的就是丑的，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则内乱不生，外敌不至。运用“道”的人，虽有所得，但不必认为是接受了“道”的赏赐，虽有所失，但也不必埋怨它的不是。天有光明所以不忧虑百姓生活在黑暗中，百姓自可以开凿窗户来取得光亮；天不需要有所作为。地有财富所以不忧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百姓自可以伐树割柴来取得财货；地是不需要有所作为的。诸侯国中有发动叛乱的，那么兴兵平定叛乱如果不合乎天道，则叛乱反而会施行报复的，即使当时报复不能得手，他们的后代也必然会报复的。所以说，要制服人却不合天道，反而被对方所制服。
房屋用来居住活着的人，而墓穴用来葬埋死去的人。不能将活人的房屋与死人的墓穴同等对待。有所迷惑，觉悟以后赶快回转，这样的话迷失大“道”就不会太远。大臣身为臣子，却行使了君主的权力，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君主还存在。如果失去了君主，国家必然危险；国家如不危亡，那是由于大臣还在尽力起着辅弼的作用。身为儿子却行使了父亲的权力，这个家庭就会混乱；家庭如果没有混乱，这是因为父亲还存在。失去父亲，家庭必然混乱；如果没有混乱，那是由于儿子还在那里尽力支撑着。如果不用贤良的辅佐，不听取开明聪慧者的谋虑，只知道依赖于城池的险固和倚仗兵力的强盛，这便叫做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就很危险，防守不会稳固，攻战不会取胜。二虎争斗疲弊时，劣犬便会从中获利。
善于治理国家的，最理想的是不设刑罚，其次才是正定法律，再其次便是在参与天下的竞争和处理国内的狱讼时，态度和行动坚决果断，最次的便是竞争、断案都不能坚决果断。不设刑罚，是说要争取做到转移人心为使迁于善；正定法度，是说要争取做到审明是非曲直；竞争断案坚决果断，是说要解救天下的灾患、止息国内的祸乱。该寒冷的时候却偏偏热起来，而该热的时候却偏偏寒冷起来，这种现象对动植物的生命是有危害的，因为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谦恭胜过怠慢，坚决果断胜过优柔寡断。国家灭亡的祸患（是由于）……不相信“道”所肯定和认可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而不相信“道”所否定和不认可的东西，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国家生存的福吉，是源于）……考察国家治理的原因，也就会明白国家混乱的缘故；考察历史，就会懂得循环往复的规律。所以，要通过考察眼前的是非曲直现象，审复它们的性质，来加以权衡判断。所谓的“积”，指的是囤积居奇，等待适当的实际售出获利。能够审知君主启用什么人，才能够去参与政治；合乎囤积货物的规律，才能够懂得如何把握天时；这样，也才能够真正明了奇正、贵贱、存亡的道理。
研讨一切问题，都要从“阴阳”这个总原则出发。天属阳而地属阴，春属阳而秋属阴，夏属阳而秋属阴，白天属阳而黑夜属阴，大国属阳而小国属阴，强国属阳而弱国属阴，做事属阳而无为属阴，伸展属阳而屈缩属阴。君主属阳而大臣属阴，居上位属阳而居下位属阴，男属阳而女属阴，天属阳而地属阴，父为阳而子为阴，兄为阳而弟为阴，年长者为阳而年少者为阴，高贵者为阳而卑贱者为阴，显达者为阳而困穷者为阴。婚娶、生子这样的喜事属阳而死丧之事属阴。统治者属阳而被统治者属阴。主动来伐者属阳而被动静守者属阴。长官属阳而士兵属阴。说话属阳而沉默属阴。给予属阳而接受属阴。凡属阳的都是取法天道，而天道最讲究正常的准度；跨过这个正常的准度就称作斜僻……超越了极度就会走向反面。凡属阴者都是取法地道，地道的特点便是安然舒迟正定静默，以雌柔正定天下，擅长于给予却不去争夺。这便是地道的准度和谦退柔弱的“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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