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确立的法治，赏赐足以鼓励善行，威严足以制服暴乱，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完全贯彻下去。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劳多的地位尊贵，出力大的赏赐优厚，竭尽忠诚的名声得以树立。好事物就像春草层出不穷，坏事物就像秋叶枯萎凋谢，所以民众奋勉竭力，乐于尽忠，这就叫君臣相宜。君臣相宜，所以能使出力的人自觉地服从法度竭尽全力，务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样；战士们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维护法治的人都怀有忠贞之心，抱定伍子胥尽忠守节那样的献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战士们都像孟贪、夏育，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轻罪，用人们不敢违反的法令制止人们容易犯的罪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盗跖和曾参、史朗都一样廉洁。根据在哪里呢？贪婪的盗贼不去深涧拾金，因为去深涧拾金，身体就难·以保全。孟贲、夏育不估量敌情，就得不到勇武的名声；盗跖不预计可行性，就不能获利。明君掌握禁令，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去取胜，就要受到制裁；盗历在不该窃取的地方去窃取，就要受到惩罚；所以能禁止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防止盗跖在不该窃取的地方窃取。这样一来，强暴的人就得小心了，奸邪的人就得改邪归正了。强暴的人小心了，大盗贼正派了，天下就会公正太平，民众的思想也就归于正道了。
君主背离法治失掉人心，即使遇上像伯夷那样清廉的人都会有危险，更难避免田成、盗跖这类人的祸害了。为什么？如今天下没有一个伯夷，而奸人在社会上不断出现，所以要确立法律制度。坚决按照法制标准办事，那么，不但伯夷不会改变好行为，而且盗跃也不能为非作歹了。法制分明，贤人不能攫取不贤的人，强的不能侵扰弱的，人多的不能欺负人少的。把天下置于尧的法令管制中，忠贞的人就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难存侥幸心理。把干金置于后羿的神箭保护下，伯夷就不会丢失了，盗跖也不敢窃取了。尧懂得不放过坏人，所以天下没有奸邪；拜技艺高超、箭不虚发，所以干金不会丢失。这样一来，奸人就活不长了，盗跖也不敢再活动了。这样一来，乱臣贼子，暴君贤臣，就都不会出现了。所以书籍里就不会记载宰予，不会提到六卿，也不会记载伍子胥，不会提到夫差了，孙武、吴起的谋略就会被废弃，盗跖的贼心也会被收伏。君主在王宫里过着甘食美衣的生活，再不会结下怒目切齿的仇恨，遭到篡权颠覆的灾难；臣下在都城中垂衣拱手，无忧无虑，再不会遭到意外的灾祸，激起强烈的怨恨。制服老虎而不用笼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绝虚假而不用符信，这是孟贲、夏育感到担心的，也是尧、舜感到为难的。所以设下笼子，不是用来防备老鼠的，而是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来防备曾参、史绍的，而是为了使庸君也能禁止盗跖；制作符信，不是用来防备尾生的、而是为了使大家不再互相欺诈。不要只依靠比干那样的誓死效忠，也不要幻想乱臣会不行欺诈；而要依靠能使怯懦的人制服老虎的笼子，把握住能使庸君容易保住政权的法令。处在现在这个时代，为君主尽忠思虑，为天下造福的法宝，再没有比上述这些更符合长远利益了。所以做君主的没有亡国的前途，忠臣没有杀身的危险。知道尊法必赏，所以能使人们根据法制竭尽全力，誓死忠于职守。纵有孟贲、夏育一样勇猛的脾气，人们也不敢轻易地去送死；纵受盗跖一样贪心的迷惑，人们也不会为了财物去丧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确保政权稳固的原则就算完备无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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