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图》所载录的黄彝这种器物，是画人的眼睛为装饰的，称之为“黄目”。我游历关中时，曾得到一件黄彝古铜器，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这件古铜器所刻画的纹饰甚为繁缛，大体上类似屈曲缠绕的缪篆文字，而又如同宫殿前栏杆之间的石陛上所刻画的回旋水波纹。其纹饰中间有两只眼睛，像两个大弹丸，突起于铜器表面，煌煌然发亮，这大概就是所谓“黄目”。看它的纹饰，仿佛还有牙齿、角、口和嘴唇的形象，所以有人说“黄目”可能自是一种动物。我当年又曾在姑熟王敦所建城下的土中得到一件铜钲，其底部刻有“诸葛士全茖鸣钲”的文字。“茖”就是古“落”字，在这里是部落的“落”，“士全”应该就是王敦部将的名字。钲的中间铸有一个动物，有角，头像羊头，身子的线条如同缪篆，就像现今术士所画的符箓。旁边有两个字，是大篆的“飞廉”二字，篆文也很古怪，那么这件钲的中间所铸的图形大约就是飞廉的形象。飞廉是古代相传的一种神兽的名称。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也有一件钲，那上面所铸的飞廉图形和篆字，与我的这一件也相同。据此推论，那么“黄目”也有可能是一种动物。此等飞廉之类，其形状似字非字，似画非画，恐怕古人别有深意。大抵古代先王的礼器都不是随便制作的，从前夏后氏铸鼎以使民知神奸，大概也是这类器物。遗憾的是现在还未能深入研究揭示其中的道理，然而古人这样做一定是有所寓意的。有人说，《三礼图》所画的樽彝都是木制的，没有听说有铜制的。这点也经不起质证，如现在人们获得的古铜樽已经极多，怎么能说古代没有铜制的礼器呢？如《三礼图》中的瓮是陶制的，而《左传》中却有“瑶瓮”（玉制的瓮）；律管是竹制的，而晋代在舜祠下便发掘出了玉制的律管。这些也是没有常规的。又如蒲璧和谷璧，《三礼图》都在璧的表面上画几棵草或庄稼的图案作为它们的装饰，而现在世人发掘古墓所得到的蒲璧，却是刻纹茂密像蒲席的编织花纹铺开时的样子，谷璧则不过是璧的表面密排的圆形突起有如米粒而已，可见《三礼图》也未可作为依据。
唐人诗作多有言及吴钩的。吴钩是刀名。刀是弯的，现在南方一些土著部族还在用，称之为“葛党刀”。
古人用牛皮做箭筒，行军睡觉的时候就用它来做枕头。利用箭筒中空的特点，贴紧地面枕在头下，几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有人马走动的声音，都能听到。这大概是由于中空的东西能够接收声音吧！
熙宁年间，李定向官府进献偏架弩，像一般的弩弓而安装了一种铁镫。用脚踏铁镫抵于地面开弓，箭射出三百步（一百八十丈）远，还能洞穿多层铠甲，当时称之为“神臂弓”，是最厉害的武器。李定本是党项羌族人的酋长，自从投归朝廷，历官至团练使、防御使而去世，他的几个儿子都以骁勇善战称雄于西部边陲。
古代的名剑有叫“沈卢”、“鱼肠”的。“沈卢”的意思，是说它的色泽湛湛然又黑又亮。古人以含有杂质的钢为剑刃，以熟铁为剑身，不这样剑就容易折断。用钢铸的剑，剑刃会多有毁缺，古时相传的“巨阙”就是这种剑，所以铸剑不可纯用含有杂质的钢。以“鱼肠”为名的剑，就是现在的蟠钢剑，其名又叫“松文（纹）”；这“鱼肠”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把鱼煮熟，剥去它两边的肉，露出它的肠子看一看，就知道其肠正像现在蟠钢剑的花纹。
济州金乡县发掘出一座古墓，是东汉初大司徒朱鲔的墓，墓室的石壁上都刻有人物、祭器、乐架之类的图像。人物的衣冠服饰多种多样，有一种头巾像今天的幞头，头巾的前面都是方形的，完全和今天的式样相同，只是没有垂带。妇人所戴也有像今人所称的“垂肩冠”的，类似近年所服的角冠，两侧的巾布抱着脸面，下垂到肩部，几乎连小小的差异都没有。是知人情相近而不相远，千余年前的冠服已曾是这个样子。墓室图像中的祭器也有类似今天的食器的。
古人制作铜镜，镜子大，镜面就平；镜子小，镜面就要凸起。凡是镜子镜面凹陷的，照出的人脸就大；镜面凸起的，照出来的人脸就小。小镜子不能把人的脸部照全，所以让镜面微微凸起，就可把人脸缩小一点全部照出来，那么即使镜子很小也能把人脸全都照出来。（制作时要）反反复复多次测量，试验镜面的大小，调整镜面的凹凸程度，经常做到人脸的大小与镜子照出的形象的大小相配。这是古代工匠的精巧与智慧之处，后代人做不出来。接连有人得到古人所铸的铜镜，结果都刮削打磨把镜面弄平了，这也正是师旷之所以伤感于知音难觅的缘故。
熙宁年间，曾因掘地采集到大钱三十多贯（一贯为一千枚），都是“顺天元宝”和“得一元宝”。当时朝廷诸臣都怀疑古代没有“得一”年号，不知这些钱是哪个朝代的。我检查《唐书》记载：史思明僭越称帝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是史思明伪政权的年号；“得一”只是他所铸钱的称谓，不是年号。
民间流传一件透光的铜镜，镜的背面有铭文，共二十个字，字体极古老，不能识读。用镜面接太阳光，铜镜背面的花纹及二十个字就都透射在屋壁上，十分清楚分明。有人推究这一现象的道理，以为铸铜镜时，薄的地方先冷，而背面有花纹及文字的地方要厚一些，这些地方冷得慢，铜就收缩得多一些；花纹虽在背面，而在镜面上仍然隐约存留着它们的痕迹，所以在日光照射下就显示出来了。依我所观察，这一现象的原理确实如此。然而我家里有三面铜镜，又曾见到他人家里所藏的一面，都是一个样式，纹饰图画和铭文字体几乎没有丝毫的差异，形制都很古老。而只有这一面能够透光，其他镜子即使最薄的，也都不能透光。我猜想古人可能自有一套特别的制作技术。
我近年在海州，见有户人家挖地得到一件弩机。这弩机的瞄准部件相当长，瞄准部件旁边有一小矩尺，如同普通的有分寸刻度的矩尺。推究其意，是在发射时以眼目注视箭头的端点，用瞄准部件的度数测算发射的角度，以调整箭头的高下，用的正是算术家的勾股法。《尚书·太甲》篇说：“往省括于度则释。”我怀疑这件弩机的小矩尺就是《太甲》篇所说的“度”。汉末陈王刘宠善于弩弓发箭，号称十发十中，并且每次射中的都是同一个靶心。史书记载他的办法是“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这些话隐晦难以明白，揣测其大意：“天覆地载”，大约不过是指发射时用以指示调整前后高下的手势；“参连为奇”，说的是按瞄准部件的度数注视箭头，通过箭头注视靶的，使瞄准部件、箭头、靶的三者连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正是利用勾股定理测量高下浅深的方法；“三经三纬”，则是设在靶墙上的三条经（纵）线和三条纬（横）线，用来标志箭靶的高低左右。我曾按这办法设置三经三纬，以箭头瞄准，发箭也十中七八；若设刻度于弩机上，那么命中的精密度一定会更高。
青堂羌人善于锻造铠甲，所造铠甲的铁片颜色青黑，晶莹透亮，可以照出毛发。用麝皮做成的背心缀以甲片，柔软轻薄而坚韧。镇戎军有一副铁甲，用木匣收藏着，官员届届相传当做宝器。韩魏公泾原帅时，曾取出做过试验，在五十步（三十丈）开外，用强弩来射它，不能射穿。也曾有一箭穿透了甲片，竟是因为正好射在了甲片的小钻孔上，结果箭头为钻空所刮，铁都反卷起来了，其甲片竟坚硬到如此程度。凡是锻造铠甲，其方法是开始铁片甚厚，不用炉火加高温锻打，而只进行冷锻，直到铁片的厚度比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二，就算锻成了。甲片的末端留着像筷子头那么大小的一小片不锻打，隐约像个瘊子，这是为了检查铁片未锻打时的厚薄，有如疏浚河道时留些笋状的立土，所以这种铠甲被叫做“瘊子甲”。今人锻甲，多在甲片的背面暗留一个伪做的瘊子；虽留瘊子，但所用质料原非精钢，或由火锻做成，都无补于实用，不过徒为外表的装饰罢了。
朝廷命官黄秉年轻时居住在长安，有一次游骊山，正碰上一个道士在修治旧时宫殿的石渠，在石头下发现一支折断的玉钗，钗头刻成风首的形状，都已残缺，然而制作的精巧，是后人不能做到的。郑愚的《津阳门诗》说：“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绥。”这话不是虚传的。我又曾路过金陵，见有人发掘六朝君主的陵墓，得到很多古物。我曾看到一支玉臂钗，两头都设置转动机关，可以弯曲、伸直或使之变成圆形的，几乎看不出有缝，而为九条龙所环绕，制作功夫可比鬼斧神工。世人多称往古民风淳朴，手工制作大都粗糙笨拙，其实大不是这么一回事。古器物制造非常精巧，正由于民风淳朴的缘故，民风淳朴则各种手工制作都一丝不苟。后世风俗虽浮华奢侈，而在工艺上的用力不及古人，所以造出来的器物多不精致。
今人所得地下出土的古印章，多是军中武官的印章。古人佩戴印章，罢免、升迁和死去都要上交印章和系印章的绶带，能以印章和绶带随葬的极少。现在见于地下出土的，多是死于行伍战阵的人所留下的。
宫中大驾玉辂，是唐高宗时制造的，至今还供皇上使用。从唐朝到现在，共三次用它东至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其他巡视出行，不计其数，而玉辂至今完好结实，乘坐起来安如山岳，放杯水在上面也不会摇动。庆历年间，曾另造一辆玉辂，极尽天下最优秀的工匠手艺制作，乘上去还是摇动不稳定，最后被废弃不用。元丰年间，又造了一辆玉辂，尤其极尽天下工巧之能事，而还没有进献皇上，正陈放在大庭中，恰好车屋倒坏，竟压碎了，只好仍用唐玉辂。唐玉辂的稳定、便利、坚固、耐用，历来都不能搞清楚它所以如此的制造方法。世传有神物保护它，如果让它行在其他车辂之后，就会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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