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前一篇的继续和补充,讲的也是统兵将领的素养,只不过比上篇更具体,更细微一些。本文论述了带兵必备的几条素养,全都是历代兵法家所强调的内容。但
孙膑却有其独特之处。孙膑不但提倡爱兵,而且提出“敬之若严师”,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爱兵如子”,“爱民如子”,提倡这些信条的不乏其人,但提出把士兵当作严师一般尊敬的,在历史上却十分少见,在今天真正树立这一信条的也不见得很多。要知道,在孙膑及其以后的两千余年之中,是把将领官员之流看作当然的“治人”者的,而广大士兵在军中和广大民众在国家中则只不过是“治于人”的“群氓”而已,能“爱之若狡童”已属可贵了,还有几人能“敬之若严师”呢?因为按当时的普遍观点是,士大夫之流的上等人,才是聪明的上等人,而广大群众只不过是些愚昧的下等人,只配供上等人统治驱策,更谈不上提倡把这些愚昧的下等人看作严师,去向他们请教了。正是如此,孙膑能在那个时代提倡“敬之若严师”,确实超群出众。当然,在那样的时代,如果统兵将领真正如孙膑提倡的那样,把自己部下的将士“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这些将士又怎会不舍命为其战斗呢?由此可见,这一主张确是军队强大战斗力之源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爱兵敬兵当然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李广是汉代名将,他就是以爱兵出名的将领,《史记》记载说:“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这段话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李广十分清廉,经常把得到的赏赐分给部下将士,和士兵吃一样的饭食;李广一生,享受年俸二千石的时间有40 多年,但家中却没有余财,他从来不说置办家产。正是因为他如此清廉,肯与部下将士共享富贵,所以将士都爱戴他,拥护他,肯为他效命。《史记》还有一段记载:“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身;士卒不尽食,厂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乐为用。”这是进一步说明李广带兵时,总是与士卒同甘共苦,甚至是吃苦在前,并能宽缓待人,所以他深得军心,他的军队便英勇善战,令敌军闻风丧胆。李广的事例生动地体现了爱兵、敬兵也是战斗力的道理。至于本文所说“用之若土芥”,一方面说明在残酷的战争中,必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胜利,明知会有牺牲,也会投入兵力拼战,只有以无畏的士气压倒敌人才能战胜敌军。尤其是孙膑那个时代,依靠战车、骑兵、步兵作战,除弓箭外,都是近距离肉搏的兵器,就和当今的刺刀见红一般,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比现代战争更加残酷,更加恐怖,如果没有不怕死的拼斗精神,没有不惜牺牲的士气,那是很难有胜算的。因此,统兵将领在使用士兵方面,要有不惜牺牲、血流成河的大无畏气慨。这不能理解为不爱惜士兵的生命。当然,另一方面,“用之若上芥”这个比喻说法,也确有其不够准确严密之处,英明的统帅应该善于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战争的胜利,要以智谋取胜,而不是拼人力,拼牺牲。当年孙权和
曹操的40 万大军在濡须口对峙时,东吴大将甘宁倒有一段佳话,可作为统兵将领的楷模。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带领大军援救合肥,到达孙权部署伏兵的濡须口附近时,张昭提出应先挫曹军锐气,当时甘宁、凌统都愿领兵出战,凌统说带三千兵即可,甘宁却说:“只须一百名骑兵,便可打败敌军,何必用三千人呢?”二人互不服气,便争执起来,结果孙权说:“曹军势大,不可轻敌。”命凌统带三千兵出战,和曹军先锋张辽遭遇,二将斗了50 回合,不分胜负。孙权恐怕凌统受损失,派吕蒙带兵接应回营,这时甘宁对孙权说:“我今天夜里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如果损失一人一马,也不算功劳。”孙权便拨给他一百精锐骑兵,还赐给50 瓶酒,50 斤羊肉。甘宁回到自己营中,让一百骑兵成排坐下,他用银碗斟满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对大家说,“今夜奉命劫寨,请诸位各自饮一满碗,今夜努力向前!”众人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所措。甘宁见大家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便拔剑在手,怒斥道:“我身为主将,尚且不怕牺牲生命,你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众人见甘宁变了脸色,全都站起来恭敬地说道:“愿效死力!”甘宁便把酒肉和大家一起喝光吃尽。到二更时分,甘宁取出一百根白鹅翎毛,让大家插在头盔上作为记号。大家随即披好铠甲,飞身上马,向曹营飞奔而去。到了曹军营前,拔开敌军布设的鹿角障碍,大喊一声,便杀入敌军寨中,直奔曹军中军大寨去杀曹操。但曹操的中军四周用车仗埋入地下,互相连结围得铁桶一般严密,甘宁的军兵冲不进中军营帐。甘宁便带领百名铁骑,在曹军营中,左冲右突,纵横驰骋,碰上曹军便杀。曹军不知来了多少敌军,乱成了一锅粥,哪还顾得上抵敌。曹军各营乱成一团,又喊又叫,慌忙点起火把,这才稍微安定一点。甘宁带队一阵冲杀之后,也不恋战,又从曹军南门杀出,无人敢挡。孙权派周泰领兵接应,甘宁的一百人马果然不损一人一马,全体安全凯旋。到达东吴营门口,鼓乐齐鸣,孙权亲自迎接,大加赞扬,并赐给绢一千匹,利刀一百口。甘宁拜谢领受,转手全部分给一百勇士。甘宁这一百铁骑,直贯曹军大寨,如入无人之境,真是威震敌胆,大扬虎威。甘宁能不损一人一马,横冲曹营,首先在于他以身作则,不怕牺牲,他的大无畏气概鼓舞了一百勇士,深得军心;其次,他以这样一支少而勇悍的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敌营,完全符合兵家关于突然袭击的要领,作到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下子使敌人完全失去抵抗力,所以小分队得以毫无损伤而退。这次突袭正反映了甘宁的高明,他能抓住军心,激发他们的英雄气慨和杀敌决心,又能巧妙用兵。难怪孙权赞叹:“曹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以与他相抗衡了!”孙膑说到将军的智慧,强调不因故军兵少而轻视对方,也不因敌军势大而畏惧对方,必须自始至终谨慎对敌,不到最后胜利绝不松懈。这一点可说是兵法家的老生常谈了,但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许多领兵将领都是败在胜利之后或败在弱敌之手。在隋朝末年各路反王之中,
李密曾是势力最大的一路,他在河南攻下兴洛仓之后,又接着打败隋军从东都派来的援军,声威大振。原来的义军首领翟让推举他当了魏公,李密便如皇帝一般,改元永平,分封官吏。这时,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吝路义军纷纷前来归附。随后他的军队又横扫东都外围,逼得很有实力的王世充困守东都内城。之后,隋朝的许多文官武将也献城归降。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等猛将和
魏征等谋士也前来投效,李密更是实力大增,兵力达到30 万,在洛口与王世充10 万大军交战,开始失利,后来大胜。就在这时义军却发生内江,李密和翟让都想独掌大权,结果李密以宴请为名,用计杀了翟让及其亲信。这件事,李密虽然成功了,对义军内部却不会没有影响,接着,李密上表隋在东都称帝的越王,表示愿入朝辅政,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图谋被王世充所阻。李密便在洛口与王世充对峙。李密据有兴洛仓,粮食充足,便开仓赈济百姓。这本是得民心的好事,但李密不加管理,让人随意取走,自是有许多浪费。谋士贾润甫劝谏:“国家以百姓作为根本,而百姓以饮食作为第一需要。如今百姓扶老携幼而来,无非是得到粮食维生。但是,如果毫不爱惜,不派人管理,任人随便取用,等到仓中粮米耗尽,谁还肯和您一起完成大业呢?”李密这才稍有醒悟,让贾润甫管理仓库,并参预军机大事。可是,王世充已想好办法对付李密。王世充派人假装和李密讲和,表示愿意用布和李密换粮食。当时东都洛阳城内早已断粮,军兵中不少人逃出来找饭吃,实是李密消灭王世充的大好时机。然而李密毫不知情,便同意与王世充交换。东都得到粮食,军心民心便稳定下来,再无人出逃。这时李密才知中计,可是为时已晚。王世充挑选出精兵,喂饱战马,向李密发动攻击。裴仁基建议不与王世充正面交锋,可派出三万精兵,趁东都空虚,绕道去攻袭东都。李密起初也觉得是好计,但听了单雄信等将的速战主张,又改变了主意。结果出兵交战时,中了王世充的埋伏,一败涂地,最后只得去投靠
李渊。李密与王世充的较量,本是李密大占优势,可是李密却不会把握时机,先是自相残杀,后来又坐失良机,把粮食轻易送给王世充,使王世充得以重整兵力,最后李密又不听裴仁基的妙计和魏征的劝告,轻易出战,终致惨败,永远丧失了成功良机。孙膑在这篇文章中谈的第三点是兵权问题。他提的“君令不入军门”,即是我国许多兵法家所持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主张将军统兵、用兵的全权。这个观点,孙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论述,这里又再次提出,足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孙膑那个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通讯联络极其不便,即便用换马不换人的最快信使,一日也很难达到千里,在军情紧急之时,要请示批准自是只能贻误战机,所以,将军拥有统兵、用兵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通讯如此快捷的情况下,事关全局的问题,前敌指挥当然不该一人擅作决定,但战场的用兵问题,仍然应该由现场指挥及时决断,而不可能、也不允许事事请示,否则将贻误战机。说到“君命不入军门”,汉朝名将周亚夫有这么一个事例。那是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 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时的事。文帝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共同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去慰问军队时,到达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长驱直入,从将军到下属官兵都是敞开营门恭迎恭送圣驾。但文帝的车驾到达细柳军营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周亚夫军中的官兵全都全副披挂,兵器锋锐,张弓搭箭,戒备森严。文帝的前导人马到了军营门口,门军不让入内。前导官员说:“天子就要到了!”军门都尉却说:“我们将军命令说:‘在军中只能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命。’我们没有得到将军的命令,你们现在不能进营。”过了不久,文帝到了,门军仍不让进,文帝只好派使臣手持符节给周亚夫下诏:“我要进去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兵又对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里不准驱马奔驰。”天子的随从只得照办,拉紧缰绳,让天子的车驾慢慢行进。文帝到了营中,周亚夫手持武器拱手行礼说:“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能跪拜,请陛下允许我以军礼参见。”文帝深受感动,面容庄重严肃地手扶车前横木,向营中官兵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致谢说:“皇帝特来慰问将军!”文帝劳军完毕,一出营门,群臣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文帝却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呀!在霸上和棘门军营看到的,简直形同儿戏,他们的将军自然很容易遭受袭击且被敌军俘虏。至于亚夫,敌军又怎能侵犯他呢!”周亚夫不仅有不让皇帝随便入营的事,而且还曾在实际作战中不听皇帝的诏命。那是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吴、楚等七个封国叛乱,周亚夫奉旨领兵前去征讨。周亚夫在荣阳会台各路军队后,吴国叛军正在加紧进攻梁国,梁国形势十分危急,向周亚夫求救。而周亚夫却领兵到了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梁国天夭派人去向太尉周亚夫求救,周亚夫认为坚守对全局有利,便不肯去救。梁国见周亚夫一直不肯去救,便上表报告景帝。景帝派使臣送诏命给周亚夫,让他立即去救梁国。周亚夫拒不执行景帝的命令,仍是坚守不出,只是派出轻装骑兵去断绝吴、楚叛军的运粮通道。吴国军队缺粮,士兵饥饿,急于挑战,周亚夫的汉军仍是不出。夜里,汉军营中受惊,营中军兵互相攻击扰乱,直闹到太尉周亚夫的营帐之外,周亚夫仍是安安稳稳地躺着不起来。时间不长,营中也就安定下来。后来,吴军朝汉军军营东南角奔来,周亚夫却让大家注意防备西北面。结果,吴国精兵果然到了西北角,汉军防个正着,吴军攻不下来。吴军早已挨饿,攻不下便撤走。这时,周亚夫派出精兵追击,把吴军打得大败,吴王濞只带着几千军兵逃跑。汉军乘胜追击,彻底打败了叛军。周亚夫的两个事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孙膑关于兵权问题的论述完全正确,授予将军全权是十分必要的。周亚夫若遵照景帝诏命去援救梁国,那结果如何还很难说哩!这篇文章谈论的第四点是赏罚问题。“赏罚分明”也可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赘言,尽人皆知。但孙膑在此强调的却是赏罚的及时和一视同仁,这自有其道理。赏罚及时才能起到赏罚的作用,若不及时,那便有可能徒耗钱财官爵而不能发挥其作用。至于一视同仁则更加重要,赏罚不公,非但不能起到激励或警戒作用,反而会引发不满或更严重的后果。在唐懿宗年间,有个岭南西道节度使,本来就不是统兵材料,奉旨去平定南诏叛军,他不懂什么指挥,只知一昧奏请增兵。皇帝派了八个道的军兵去增援,他仍是一战即败,他派出的一万军兵,刚接触敌军便损失了八千,吓得康承训手足无措。亏得节度副使李行素领兵修好壕沟寨栅,才保住了邕城。邕城被蛮兵围住,诸将请求乘夜去劫敌营,康承训却不同意。经天平军的小校再三力争,他才同意。那名小校召集了军中三百勇士,夜里用绳子缒出城外,悄悄摸到敌寨,有的高声呐喊,有的放火,一齐闯入敌寨,一阵乱砍乱杀,杀死蛮兵五百有余,众蛮兵大惊逃走。可惜康承训事先没有部署,待敌军逃跑再派兵迫击,已是追之不及。这位节度使打仗不行,邀功却是大行家,当即向朝廷报捷,说是大败蛮兵。唐朝末年,皇帝昏庸,得到捷报非常高兴,满朝庆贺,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这还不够,更可气复可恨的是康承训不为那位小校及三百勇士请赏,而是把功劳全归于自己的子弟亲信,为他们请功受赏,真正的功臣却无一受赏。这一来,军中将士大为失望,怨声载道。后来岭南东道的韦宙把真相上报宰相,康承训怕追究罪名,便上表自称有病,由朝廷降职另调完事。康承训身为统兵将官,赏罚不肯一视同仁,而是谋取私利,便闹得军心涣散,自己也难辞其咎。将军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美德,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这篇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将军应有的品德。其实,何止统兵将领,哪行哪业的领导能例外呢?政府官员自不必说,就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应具备这几项品德,才能办好企业。
参考资料:
1、
佚名.语文备课大师网.http://www.xiexingcun.com/Classic/sbbf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