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善
元善,河南洛阳人。
祖父元叉,是西魏侍中。
父亲元罗,最初担任梁州刺史,到元叉被杀时,逃到梁国,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两州的刺史。
元善年幼时跟着父亲到江南,他天性好学,于是通读了五经,尤其精通《左传》。
侯景之乱时,元善到了周国。
周武帝十分敬重他,让他做了太子宫尹,赐爵为江阳县公。
他常常拿经书教授太子。
开皇初年,做内史侍郎。
高祖每当看见他就说:“一表人才啊!”凡是陈述事理的奏书,读来抑扬顿挫,令人注目相看。
陈国派使臣袁雅来问候,皇上命元善到馆舍中接受国书,袁雅出门时见元善却不行礼。
元善说过去办事有敬拜的礼节,袁雅无话可答,就向他下拜,行礼后就离去了。
后来又升为国子祭酒。
皇上曾经到学校行拜师之礼,命元善讲《孝经》。
于是元善详细陈说书中的内容与道理,同时又用含蓄的话来劝谏皇上。
皇上十分高兴地说:“听了江阳县公的一番话,令人振奋。”皇上赏给了元善一百匹绢,一套衣服。
元善的精通广博,次于何妥,但是他风流蕴藉,举止潇洒,话音清楚明朗,听的人可以忘记疲倦,因此后辈们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
何妥时常心中不服,想使元善折服。
因为元善讲《春秋》,刚一开讲,儒生们就全到齐了。
元善私下对何妥说:“人的名望已经决定,希望你不要使我为难。”何妥答应了。
到了讲学的场所,何妥便援引古今的疑难来发难,元善大多不能回答。
元善心里很忌恨,两个人因此有隔阂。
元善认为高赹有做宰相的才能,曾经对皇上说:“杨素粗俗,苏威怯懦,元胄、元,是如同鸭子一样的小人。
可以交给国家大事的人,只有高赹。”皇上当时认为是对的,到了高赹有了罪过,皇上因为元善曾经为高赹说过话,很是责怪抱怨他。
元善忧虑害怕,以前就患有消渴病,于是病重而死,死时六十岁。
○辛彦之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
祖父辛世叙,西魏凉州刺史。
父亲辛灵辅,北周渭州刺史。
辛彦之九岁时父亲去世,他不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之书,与天水的牛弘志同道合,爱好学习。
后进入关内,在京兆定居。
周太祖器重他,召引他做中外府礼曹,赏赐给他衣马珠玉。
当时国家初创,各种制度、礼仪还没有健全,而朝中大臣大多是行武出身,修定礼仪典章,只有辛彦之而已。
太祖不久拜辛彦之为中书侍郎。
周闵帝即位后,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管礼仪制度。
周明帝、周武帝年间(557~578),辛彦之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封开府仪同三司。
辛彦之奉命迎接突阙皇后回朝后,皇上赠给他二百匹马,封为龙门县公,食邑千户。
不久,晋爵为五原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
周宣帝即位后,授彦之为少宗伯。
隋高祖即位后,升辛彦之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
不久调任国子祭酒。
一年多后,高祖拜辛彦之为礼部尚书,和秘书监牛弘作《新礼》一书。
吴兴人沈重有博学之名,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重辩论学问,沈重辩不过他,于是退席谢罪说:“辛君的学识就像金城汤池,我无法攻破它。”高祖大喜,后拜辛彦之为隋州刺史。
当时各州的长官大都向朝廷上贡珍宝玩物,只有辛彦之上贡的都是祭礼之物。
高祖非常喜欢,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辛彦之的上贡方式,很有古人的遗风。”辛彦之调任潞州刺史,他前后任职之处,都有仁政之名。
辛彦之信仰佛教,在城内修佛寺两所,都高十五层。
开皇十一年(592),潞州人张元突然死去,几天后却意外地活了。
张元说他云游天上,看见一所新建的房子,建制相当华丽。
张元问是怎么回事,人们说,这是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所殿堂迎接他。
辛彦之听了并不高兴。
这一年他死在任上。
谥为“宣”。
辛彦之撰写的《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传于世。
他有个儿子叫辛仲龛,官至猗氏县令。
○何妥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
他的父亲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
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
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
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
后来,湘东王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
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
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
后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
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
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高祖受禅,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
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
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皇上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皇上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
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
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皇上十分亲近、器重他。
何妥因此对皇上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皇上奏道: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
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
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
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
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
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
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
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
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
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
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
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
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
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
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
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
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
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
《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
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
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
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
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
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
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其他文字多不记载。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意。
何妥书上奏给皇上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
开皇十二年(593),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
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这以后,皇上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
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
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
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
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
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
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
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
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
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
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
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
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
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
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
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
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
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
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王。
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
《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
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
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
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
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
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
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
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
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
《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
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
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
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
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
《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
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
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
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
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
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
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
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
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
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
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
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
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
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
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
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皇上后,皇上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
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
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
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皇上请求再度使用黄钟。
皇帝下诏命令众卿讨论,众卿都同意这种做法。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皇上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
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开皇六年(587),何妥出任龙州刺史。
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
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
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皇上有诏同意。
后又主管学事。
当时,皇上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
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
隋高祖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
何妥又上密奏给皇上,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
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
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
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
死于任上。
谥号肃。
他一生中撰写了《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和沈重等撰写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其他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
少年以聪慧敏捷为人称道,与信都的刘焯潜心读书,十年不曾出门。
刘炫眼睛非常明亮有神,看太阳都不昏花,他的识记能力很强,没有谁能与他相比。
他左手画方形,右手画圆形,口里诵读,眼睛识数,耳朵倾听,五件事情同时做,没有一事遗漏或失误。
周武帝平定齐国之后,瀛州刺史宇文亢让他任户曹从事,后来的刺史李绘又任他为礼曹从事,以吏才出名。
一年多后,奉皇帝诏令与著作郎王劭一起编国史。
不久出任门下省,以备为皇上顾问。
又与诸位术士编修天文、历法,还在内史省兼任考核评定群臣的职务,内史令李德林,是博陵人,很尊重他。
刘炫虽然在三省都任过职,竟然没有得到官位,还被县司责成交赋税服劳役。
他向内史陈述了这件事,内史将此事转告给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我陈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总共十三家,虽然掌握的意义有精细粗略之分,但都能够讲解传授。
《周易》、《礼仪》、《毂梁》,所下功夫就稍差一些。
史书诸子文集中的美好的言辞和事情,都牢记在心。
天文、历法等方面,也能穷尽其细微之处。
至于公文、信札,也未曾让别人代过劳。”吏部竟然不再详细测试,但是,在朝廷中的较为有名的十多人,担保证明刘炫所陈述的没有虚假,就这样,刘炫被授予殿内将军之职。
当时,牛弘奏请皇上在全国购买散失在民间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到官府,领取奖赏而去。
后来有人控告他,经过特赦免去一死。
他因此被除名,就回到家里,以讲学授徒为业。
太子杨勇听说此事就召见他,等他到了京城,皇帝又诏令他侍奉蜀王杨秀,他故意拖延不到任。
蜀王大怒,将他戴上刑具送往益州。
没有多久,把他分派做了侍卫,让他拿着兵器当门卫。
不久放出,让他主管校对书籍等事,刘炫因此模仿屈原《卜居》作了一篇《筮涂土》来自我寄托。
等到蜀王被废,刘炫与群儒们一起修定《五礼》,授予旅骑尉之职。
吏部尚书牛弘提出建议,认为应该礼遇诸侯而绝旁枝,大夫要降一等。
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与大夫相比照是可以的,官职在第二品,应当降旁亲一等。
议论者多数人认为应该这样。
刘炫反驳他们说:“古代做官的,只是直系一人罢了,旁系子弟不得做官,因此先王注重嫡亲,其宗子有分别授禄的主张。
旁系和直系比虽然疏远一些,但还要穿三个月的丧服,确实是由于享受到了恩惠。
现在做官,地位凭借才干而升迁,不受直系旁系的限制,与古代已经不同了,还有什么降不降呢?现在地位尊贵的人,多数忽略了近亲,假如再降低一等,那么人们道德意识的衰微,就会从此开始了。”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开皇二十年(600),皇帝废除国子四门以及州学县学,只设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
刘炫向皇帝上书,认为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
开皇末年,国家兴盛,朝廷内外都有攻取辽东的意图。
刘炫认为辽东不能攻伐,作《抚夷论》来讽谏这件事,当时谁也没有认识过来。
等到大业末年,三次攻伐都没有取胜,刘炫的话才得到证实。
炀帝继位,牛弘召引刘炫修订法律政令。
高祖在世时,由于文官大多是卑鄙之人,时间长了滋长奸诈,是时势使他们变成了这样。
又因为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妇女不守节。
于是定下制度,州县的僚属,三年更换一次,九品以上官职的妻子不能再嫁。
刘炫写文章论述不能这样做,牛弘接受了他的意见。
各郡都设置学官。
在外读书的人也按时发放补贴,这些都是从刘炫开始的。
牛弘曾对刘炫闲谈说:“按《周礼》记载士多而官吏少,现在府吏长史等官比以前的多百倍,处理政务的僚属们一旦减少就不够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古人委任专人办事,年末以考核为准,案件不再重新核对,文辞也不过于繁杂详尽,长官的责任,只掌握重要的东西罢了。
现在的僚属总要反复研究。
假使某个案件还不够成熟,不够周密,将会不远万里去追查核实百年之久的旧案,所以有谚说:‘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悬殊相差这样大,事情繁杂政治弊端重重,是此为缘故。”牛弘又问:“魏、齐的时候,府令长史办事从容,现在却没有一点闲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齐朝设立州府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顺次地统领着,下达文告之类的,也不过十余条。
现在的州府有几百个,这是第一繁杂。
过去州府只设置法纪纲要,郡府只设置守丞,县衙只有县令罢了。
至于其他的差役幕僚,就由各自长官聘任,接受诏令上任,而且每个州也不过几十个人。
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由吏部委任,非常细小的事情,都属于考核的对象,这是第二繁杂。
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情,减少事情不如心里清静,官员的事情不减少而希望从容办事,怎么可能呢?”牛弘很称赞他的主张,但是并没有采用。
任纳言的杨达推荐刘炫,说他学识渊博又有文采,经考试名列前茅,被授予太学博士。
一年多以后,因其官阶太低而离职,回到长平。
奉皇帝诏令追赶刘炫去见皇上。
因有人说他没有好的品行,炀帝也就罢了,刘炫就回到了河间老家。
这个时候,群盗蜂起,粮食价格暴涨,经书中的大道理无法传播,教化传授无法进行。
刘炫与妻子儿女相距百里,音信断绝,心中苦闷而又不得志。
刘炫在郡城,粮食断绝。
他的门人大多跟随盗贼,可怜刘炫穷苦匮乏,就到郡城下面向郡官索要刘炫,郡官方才放出了他。
刘炫被盗贼裹胁,过城堡。
没有多久,盗贼被官军所攻破,刘炫饥饿又没有依靠,又投奔到县城。
长吏认为刘炫曾与贼有关系,害怕发生变故,就不放他进城,这时候的夜非常寒冷,于是在寒冷和饥饿中死去,时年六十八岁。
其后他的门人给他加谥号叫“宣德先生”。
刘炫性情急躁而又争强好胜,也很幽默诙谐,又爱自大自夸,喜欢轻慢当世之士,被执政者所瞧不起,因此仕途不通达。
他的著作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都流传于世。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