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考察前代的历史，发现凡是阿谀逢迎，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危害国家的败类。他们巧言令色，私结朋党。如果君主昏庸无能，就会被他们蒙蔽，忠义之臣就会受到排挤打击，蒙受不白之冤。所以兰花虽繁茂，却被秋风摧折；国君希望英明，却被献媚的小人迷惑。这样的事情在史书中不胜枚举。现在，我把在齐代、隋代年间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径，简略地说给你们听听。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他的声威令敌国闻风丧胆，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因为害怕齐朝的兵马西渡过来，把他们灭掉。后来斛律明月被孝征用谗言加害致死，周朝的人于是产生了吞齐的想法。隋代的高颎有治国的雄才大略，辅佐隋文帝成就了帝业，他参与朝政二十多年，天下得以安宁。后来隋文帝听信妇人的谗言，摒弃冷落他，最后，他被隋炀帝杀害，隋朝的国政也就开始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指挥兵士，治理国家，达二十年之久，他早已是当仁不让的太子。可是，杨素欺骗君主，残害忠良，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太子没有才能，于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隋朝灭亡的祸根也由此埋下。隋文帝混淆了嫡出与庶出，结果殃及了自身，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古人说：‘世道混乱，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道。’这话的确中肯。我常常想，应该防微杜渐，杜绝谗言的根源，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觉悟。史书说：‘猛兽在山林中出没，野草不会被人采摘；忠正的臣子处于朝廷之中，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魏徵说：“《礼记》上写道：‘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警觉。’《诗经》说：‘要憎恶小人搬弄是非的嘴，那会搅乱四方邻邦。’另外孔子说，‘邪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发现，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被谗言蒙蔽，枉杀忠良，就必定国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谨慎啊。”
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拜谒，并大肆装饰官署，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馈送朝廷贵戚。唐太宗知道这事后，把他召来训斥道：“我巡察黄河，洛水一带，历经数州，大凡有什么需要，都由官府供给。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雕饰院宇，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如今不能再这么做了。你应该体会我的心意，把这套坏的作风改掉。”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奸邪谄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警戒他。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很快就死了。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老师，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老师，他们都很贤明，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天下获得太平。秦代的皇子胡亥，秦始皇很爱他，让赵高做他的师父，教授他刑法。胡亥篡位后，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极其残暴，不久就败亡了。由此看来，一个人是善是恶，的确与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影响有关。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交名士，可是交往深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但是他们不具有孔子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正直、宽厚、见多识广。我继位以来，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舜圣明，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北齐后主高纬那样的暴政。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陛下顺应天意，平定战乱，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绍、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但是经书上说得好：‘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挑拨是非的奸邪小人。’这些外在的影响，也不可不谨慎啊。”听后，唐太宗点头称是。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拔士论》，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数职。我认为，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看过奏书，唐太宗对戴胄说：“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现在我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议论朝政，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齐文宣王狂妄无理，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于此。”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顺从天意，使天下获得太平，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申明冤情，让我听到诤言。现在，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大都是告发百官，意见非常繁多，让人无法定夺。我发现，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是不可能的。而无耻小人，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从今以后，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应当以诽谤之罪论处。”
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谋反。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于是我就提拔任用他，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反而把告发者处以斩首之刑。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褚遂良说：“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善的既然必须记，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唐太宗说：“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一是对照前代成功、失败的事实，作为鉴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办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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