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的兴起,从九府圜法开始,历代遵循使用。
钞开始于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会,金朝的交钞。
元代始终用钞,钱几乎被废弃。
太祖开初在应夭设置实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同时流通。
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
到平定陈友谅,命令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布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的样式。
即皇帝位,颁布“洪武通宝”钱,其形制共有五等:叫做“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o“当十”钱重一两,其余依次下降到重一钱为止。
各行省都设置实泉局,与宝源局同时铸钱,而严禁私人铸钱。
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
当初,宝源局的钱在钱背后铸“京”字,后来多不铸造,民间无“京”字的不通行,所以改铸小钱以方便使用。
不久命令私铸的钱作废铜送交官府,以钱抵偿。
适时主管部门责求人民出铜,人民毁掉器皿输送给官府,以此感到很苦恼。
而商人沿袭丞塑旧有习惯使用钞,多不便于用钱。
七年,皇帝便设置宝钞提举司。
第二年纔韶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
用桑树茎穰作原料,其形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外面是龙纹花栏。
横着题印钞额为“大明通行宝钞”。
内面上面两旁,又为篆文八个字,叫做“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中间图画钱贯,十串为一贯。
钞的下面印道:“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并给犯人财产。”如果是五百文便画钱文为五串,其余如同那样的形制而依次减少。
宝钞等次共六等: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钞一贯,等同钱一千文,银一两;四贯等同黄金一两。
禁止民间不准用金银货物进行交易,违犯的处以罪罚;用金银交换钞的听便。
于是罢除寅源、宝泉局。
遇了二年,恢复设置宝泉局,铸造小钱,与钞一同流通,一百文以下只用钱。
商税兼收钱钞,钱三分钞七分。
十三年,因钞使用长久模糊破烂,便设立倒钞法,命令所在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军民商人以模糊破烂的钞纳入库交换新钞,酌量收取工墨钱。
适逢中书省废除,便把造钞的事归属卢部,铸钱归属工部,而改动宝钞上的文字“中书省”焉“户部”,舆旧钞一并流通。
十六年,设置卢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纳入便是广源库职掌,调出便是广惠库职掌。
在外地卫所的军士,按月拨盐都给予钞,各盐场给予工本钞。
十八年,天下主管官吏的俸禄米都给予钞,二贯五百文等同米一石。
二十二年,下诏改定钱的样式: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折合二钱半,“当三”至“当十”,以此为准的有差等。
又造小钞,从十文到五十文。
二十四年,训谕征税官吏,凡是钞有字贯可以分辨的,不管破烂缺损,便收受解送到京城,压制和伪造冒充的处以罪罚。
二十五年,在束市设立宝钞行用库,一共三库,各自提供钞三万锭作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入内府。
命令大明宾钞与历代钱一并流通,钞一贯等同钱一千文,提举司在三个月内印造,十个月内停止,所造之钞送交内府充作赏赐。
第二年罢除行用库,又罢除宝泉局。
当时两浙、江西、闽、广人民重视钱轻视钞,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合钞一贯的,因此物价上涨,而钞法更败坏不流通。
三十年,便重申交易用金银的禁令。
成祖初年,违犯的人按奸恶论处,只有置办制造首饰器皿,不在禁止之例。
永乐二年,下韶违犯者免死罪,迁徙全家戍役于兴州。
陕西都司食事张豫,因抵制交换官钞获罪判处戍役。
‘江夏平民父亲死,用银营置丧葬器具,判处戍守边防。
皇帝认为他迫于办理丧事,不是玩忽法令,特意同情宽宥他。
都御史陈瑛说:“近年来钞法不流通,都因为朝廷发出的钞太多,收敛没有好办法,以致重实物轻宝钞。
不如暂时实行户口食盐法。
天下的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果真命令计算人口交纳钞换盐食用,可以收入五千余万锭。”皇帝命令户部会合群臣商议。
大口每月食用盐一斤,交纳钞一贯,小口减半。
皇帝听从其议。
设置北京宝钞提举司,征收粮税、按税率征收的赋税、贪脏处罚一律折合收钞,其价值比照洪武初期减少十分之九。
后来又命令盐官交纳旧钞支取盐,调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的竹木卖给军民,收取宝钞。
应天每年备办芦柴,征收钞+分之八。
皇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更换钞版篆文为“永乐”。
皇帝命令仍然保持旧有字样。
从此之后,至明朝终结,宝钞都用洪武的年号。
仁宗监管国事,命令犯罚鞭笞杖击罪的交纳钞。
到即位以后,以钞不流通的原因询问夏原吉。
夏原吉说:“钞发放多便轻贱,发放少就贵重。
民间宝钞不流通,是因为散发多收回少,应该设法收回钞。
请求集市门摊等税,测量轻重,增加按税率应征收的赋税。
钞收入官府,官府取模糊柔软的全部烧毁。
从今以后官钞应当少发出,民间获官钞困难,那么自然会贵重起来。”于是下令说:“所增加的门摊赋税,钞法流通,便恢复旧数,用金银布帛交易的,也暂时禁止。”然而这时,人民终究轻视官钞。
到宣德初年,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便放松布帛米麦进行交易的禁令。
凡是用金银交易和藏匿货物增值的处罚官钞,府县卫所仓中的粮食存积达十年以上的,盐、粮全部收钞,秋粮也折合收钞三分,门摊赋税纳钞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交纳钞五百贯,果园、骡车一并命令交纳官钞。
户部上奏说,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官钞滞留不流通。
于是更严格禁止,交易用银一钱的,罚钞一千贯,贪赃官吏收受银一两的,追缴钞一万贯,更追收免罪钞如同这样。
茎宗即位,收缴赋税有米麦折合成银的命令,便减少各纳钞者,而用米、银、钱当钞,放松用银进行交易的禁令。
朝廷和民间大致都用银交易,数额小的便用钱,只有折合官员俸禄用钞,钞壅塞不流通。
十三年,又申明禁令,阻止用钞的追罚一万贯,全家戍守边地。
天顺年间,纔放松禁令。
宪宗命令内外按税率征收赋税钱钞兼收,官员俸禄、军队粮饷也兼支付钱钞。
这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算钞征收于民,则每贯征收银二分五厘,人民因此非常困窘。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用盐,都使用钞,各钞关都钱钞兼收。
此后便都改为折合收银。
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储不使用,下韶调发,命令与历伐的钱兼用。
户部请求铸造,于是恢复开局铸造钱。
凡是交纳赎罪钱征收赋税,历代钱、制钱各收一半;没有制钱便收旧钱,以二当一。
制钱,就是本朝钱。
旧有制度,工部铸造的钱纳入太仓、司钥二库;各关税钱也纳入司钥库。
共贮藏钱数千百万,由中官职掌,京卫军秋粮取出供给,每七百当银一两。
武宗初年,部臣请求查核侵吞;又以钱当俸禄粮的,仅达到银数的三分之一,请求在承运库供给银。
当时宦官正专权,都不听从。
随后司钥库太监庞躁说:“自从弘治年间征收关税折合银纳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出不足,请求遵照成化年间的旧有制度,钱钞兼收。”听从他的建议。
正德三年,以太仓积储的钱供给官员俸禄,以十分作为标准,钱一分银九分。
又听从太监张永的建议,调发天财库和户部布政司库钱,发放或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并且申明私自铸钱的禁令。
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合银三厘,钱七文折合银一分。
这时钞长久不流通,钱也很壅塞,更加专用银了。
明代初年铸造洪武钱。
成祖九年铸造永乐钱。
宣德九年铸造宣德钱。
弘治十六年以后,铸造弘治钱。
到世宗嘉靖六年,大规模铸造嘉靖钱。
每文重一钱三分,并且补铸以前数朝没有铸造的钱。
三十二年,铸造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钱一千万锭,一锭五千文。
而税课抽出分到各厂,专门收纳嘉靖钱。
人民苦于钱少,于是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合供给俸禄粮。
又命令通行历代钱,有销熔新旧钱以及以铜造像制造器物的,罪罚与盗铸钱相当。
在此之前,民间流通粗劣滥制的钱,大多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
后来更杂以铅锡,薄而粗劣没有形制,以至于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
剪楮夹在钱中,不可分辨。
用给事中李用敬的意见,以本朝钱与前代杂钱一并流通,上品的都是七文当银一分,其余的比照钱的高低分成三等,下等的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自铸造的粗滥低劣钱全部禁止不流通,违犯的置之以法。
小钱通行时间久,突然革除,人民多不方便。
又调出内库钱供给文武官员幸禄,不论新钱旧钱好钱壤钱,全部以七文折算。
众官以俸禄钱买卖的,也全部以七文强压给予人民,人民也骚动。
适逢连年大饥荒,四方流亡的人民到京城求食物,死去的人遍地都是。
议论的人认为是钱法不流通使得这样。
于是御史何廷钮分条上奏,请求允许人民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
户部坚持不同意。
何廷钮上奏揭发尚书方钝和郎中刘尔牧。
皇帝发怒,斥责刘尔牧,采纳何廷钮的提议,命令听凭人民的方便。
并且制定嘉靖钱七文,洪武等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
然而各粗滥劣质小钱,因初禁严厉,虽奉旨间杂流通,终究不复使用,而民间竞相私下铸造嘉靖通宝钱,与官钱一并流通。
给事中殷正茂上奏说:“两京铜价太高,铸造钱得不偿失。
应开采云南铜,运到岳州提炼铸钱,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以得到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稍微佐助国家的急用。”户部答复说:“云南地方偏僻办事简便,就在铜山炼铜铸钱方便。”于是下救命令巡抚用盐税银二万两为工本。
不久,巡抚王禺上奏说费多收入少,请求罢除铸钱。
皇帝认为小费不应顾惜,仍然命令施行。
过了几年,巡按王诤又上奏说应该罢除铸钱。
户部商议:“钱法壅塞阻滞的原因,是由于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
奸猾之民乘机阻挠,钱多便低劣粗滥相欺骗,钱少便增加价值欺罔得利,所以禁令越繁而钱越滞留。
从今以后折钱标准听凭人民的方便,不必确定文数,而征收赋税和官员俸禄将全部用银。”于是罢除云南铸钱,而听从户部的议论。
当时所铸的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镞边。
议论的人以铸钱艰难,工匠辛劳费时,革除镞车,使用镳钖。
于是铸工竞相杂以铅锡便锉治,而轮廓粗糙,色泽暗淡。
奸猾诈伪仿效,盗铸钱一天天滋生,金背钱反而受阻不流通。
死罪一天天判处,终究币能禁止。
皇帝对此感到忧虑,询问大学士徐阶。
徐阶陈说五样害处,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该支付钱的人全部给银两。
皇帝便追究工匠侵吞原料减少工序的罪过,而停止铸钱。
从此之后征收赋税征银而不征钱。
并且民间只用本朝钱,不用古钱,而私自铸钱的人多。
隆庆初年,钱法不流通,兵部侍郎谭纶上奏说:“要想使人民富裕,必须以布帛粮食为贵重而以银为轻贱;要想以银为贱,必须制定钱法以补救银的不足。
现在钱只是散布于天下,而不以输纳入官,所以权力在民间。
请求让人民能够以钱输纳入官,那么钱法自然流通。”于是征收税银三雨以下恢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只许用钱。
当时钱八文折合银一分,禁止人民不能任意压低或抬高。
直隶巡按杨家相请求铸造大明通宝钱,不记年号。
户部议论拒不施行。
高拱再次为相,说:“钱法早晨议论晚上便更改,迄今没有固定之说。
小民恐怕今天得到钱,而明天就不能使用,因此越更换越混乱,越禁止越怀疑。
请求全部听从人民的方便,不要多立制度以挠乱人的耳目。”皇帝认为很对。
钱法又稍稍流通了。
宝钞不使用将近一百多年,收税部门也很少有收宝钞的,只有俸禄钱独如原来支付宝钞。
四年,纔用新铸造的隆庆钱供给京城官的俸禄。
万历四年,命令户、工二部,按照嘉靖钱的式样铸造“万历通宝”金背和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造镞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布通行天下,俸粮和银钱兼着供给。
云南巡按郭庭梧说:“开国初京城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
自从嘉靖年问省局停止废弃,人民的用度便匮乏了。
滇中出产铜,不炼铜铸钱,却反而以高价购买海肥,不能获利。”于是开局铸造钱。
不久命令十三布政司都开局。
采纳工部的意见,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造金背,二火黄铜铸造火漆,粗糙低劣的判罪。
因为以费多利少则私自铸钱自然止息。
随后,户部上奏说:“钱的轻重没有常规,轻钱便收起来,重钱便散发出去,所以没有壅塞匮乏的祸害。
初铸时,金背十文值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值银一分,火漆镞边也如那样。
仅过十年,而轻重不只—半,钱重丽物价猛涨,应该调发库存来平衡其价值。”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当时王府都铸造私钱,官吏不敢揭发。
古钱阻塞滞留不流通,国家财用不足,便命令南北宝源局开拓矿地增加熔炉炼铜铸钱。
而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值昂贵三分之一,南方铸的钱大都轻而薄。
然而各自因循旧制,一起流通而不废。
天启元年铸造泰昌钱。
兵部尚书王象干,奏请铸造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干的三等面值大的钱,装饰龙纹,大约照白金三品的规定,于是两京都铸大钱。
后来有人议论大钱的弊端,皇帝下诏两京停止铸造大钱,收聚大钱调拨给局改铸。
当时,开局铸钱遍天下,便重征铸钱利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钱成本七万九千多两,获得利润银三万九千两有余;户部铸钱获得利润银二万六千两有余。
其所铸的钱,都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利,工匠的赔补,行使的折价,人民不能忍受。
宝泉局铜的成本四十万两,旧有条例钱铸成后还成本给太仓,第二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远作为铸钱的成本。
三年,御史饶京上奏说:“铸钱开局,本为通行天下,现在却苦于役有利润,旋即开局旋即关闭,除南北两局外,祗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密二镇。
而铸钱所得利润,不全归朝廷。
又苦于没有铸钱成本,是因为购买铜而不是开采铜。
请求遵照洪武初年和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制度,派遣官吏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开采铜,设置官吏驻扎军队,仿照银矿的办法,收取十分之三。
铜山有利,朝廷占有,小民开采,仍然给予钱购买。”皇帝听从。
这时铸厂一并开放,用铜更多,铜的收聚更少。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门设官买铜。
户部提议原籍是产铜的人驻在镇速、剂、常铜、铅会集之处,这便是所说的在产铜之地采铜。
皇帝都听从这些意见。
随后,又开采绛、孟、垣曲、闻喜等州县的铜铅。
剂州抽分主事朱大受土奏说:“剂州上面连接黔、蜀,下面联系江、广,商人贩运铜铅都集中在这里,一年可以四铸。
四铸的利润,两倍于南方,三倍于北方。”于是陈说合乎时势的四件事,便命令朱大受专门督理。
于是制定钱的式样,每文重一钱,每干文值银一两。
南都的钱轻而且薄,多次下旨严格整饬,便规定每文重八分。
当初,嘉靖钱最精工,隆庆、万历钱加重半铢,自从天启、崇祯新铸之钱出现,旧钱全部弃置不用。
然而钱一天天粗劣而轻薄,大半杂以铅砂,百钱不满一寸,甩掷于地便破碎。
崇祯末年下敕命铸造当五钱,没有来得及铸造明朝便灭亡了。
当初制度,历代钱与本朝钱通行。
自从神宗初年,听从食都御史庞尚鹏的提议,古钱只允许通行于民间,交纳赋税赎免罪罚都用本朝钱。
天启、崇祯时期广泛铸钱,纔收聚古钱以充废铜,民间贸易也槟弃不用了。
庄烈帝初即位,驾临平台召臣下对策,给事中黄承昊上疏有销毁古钱的话。
大学士刘鸿训说:“北方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于人民不方便。”皇帝认为对。
随后采纳御史王燮的意见,收聚销毁旧钱,只流通新钱,于是古钱顿时销毁殆尽。
从隋代全部销毁古钱,到这时一共两次。
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问废弃,天启时期,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造钞流通。
崇祯末年,有一个叫蒋臣的申述其说,提升为户部司务。
倪元璐正职掌户部事,竭力主张,但是终究不能流通而停止。
开矿冶炼的赋税,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成为人民的祸害。
徐达攻下山东,近侍之臣请求开设银场。
太祖指出开银场的弊端,有利于官府的很少,损害于人民的多,不能开。
此后有请求开采陕州银矿的,皇帝说:“土地出产,有时限而穷尽。
每年的赋税形成额数,征收银不止。
言利的大臣,都是害民的盗贼。”临淄丞请求开发山海的宝藏以通宝路,皇帝贬黜他。
成祖斥责河池谈论采矿的人民。
仁宗、宣宗时仍然世代禁止,填塞番禺坑洞,罢除嵩县白泥沟开发的矿场。
然而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有冶炼炉四十二座,开始于洪武十九年。
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也有场局。
每年赋税都是二千余两银。
永乐年间,开采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
派遣官员在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赋税,又派宦官+御史前往审察。
又开采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立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
那些不出产金银的地方,也多次有罢除。
而福建每年的数额增加到三万余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余两。
宣宗初年,多减少福建赋税,此后增加到四万余两,而浙江也增加到九万多两。
英宗下诏封矿坑洞,撤除闸办官,人民得到大大的休养生息,而每年赋税的额数没有除去。
岁办,都是洪武时期的旧有额数。
闸办,是永乐、宣德时期所增。
随后禁止革除永久冶炼。
奸猾之民私自开掘坑穴互相杀伤,虽严禁而不能止。
下诏宽宥,但不改过。
有人又请求开银场,利益归于君上,而盗贼无处容身。
于是命令侍郎王质前往经营管理,制定每年赋税,福建银二万余两,浙江银加倍。
又分别派御史曹祥、冯杰提督,按需供应的东西超过公家赋税,人民困窘而盗贼更多。
邓茂七、叶宗留等人长期毒害浙、闽,很久纔安定。
景帝曾经封闭银矿,随即因盗矿的人很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求开设浙江银场,于是一并开设福建银场,命令宦官戴细保提督。
天顺四年,命令宦官罗永到浙江,罗珪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
赋税额数浙、闽大致如旧,云南十万两有余,四川一万三千两有余,总共十八万三千有余。
成化年问,开设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一共二十一场,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死去的人数也数不清,获得金只有三十五两,于是又关闭。
而逝垄银矿因缺额量减少,云南屡次开又屡次停止。
弘治元年,纔减少云南银二万两,温、处减少一万多两,罢除浦城废坑银冶炼。
到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说:“云南九座银场,四座场矿脲长久采绝,请求免除这些矿的赋税。”回复同意。
四川、山东的矿坑洞也先后封闭。
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人所奏言,恢复开釆浙、闽银矿。
随后浙江守臣上奏说矿脉已经采绝,便命令每年进交银二万两,刘瑾被诛杀后纔停止。
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
此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之地进纳矿砂金银,又议论开采,以资助土木大工程。
获得玉旺峪矿银之后,皇帝训谕阁臣广泛开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巡抚巡按严厉督责所属之地,一一搜索探访,以称合天地降下吉祥的意思。
于是公家和私人交相追求开矿的利益,而浙江、江西盗矿之人并且劫夺徽、宁二地,天下渐渐多变乱了。
隆庆初年,罢除蓟镇开采。
南中各矿山,也刻石禁止。
万历十二年,奸猾之民屡次以开矿的利益打动皇上的心。
诸大臣尽力陈说开矿的弊端。
皇帝虽然听从,心意却不愉快。
二十四年,张位职掌朝政,前卫千户仲春请求开采矿,张位不能制止。
开采的端绪一旦开启,废黜的军弁、宫市的宦者派在市场的采办人员献矿峒的天天来到,于是无地不开矿。
宦官四处派出:昌平则是王忠,真、保、蓟、丞、房山、蔚州则是王虎,昌黎则是田进,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是鲁坤,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是陈增,山西的太原、平阳、潞安则是张忠,南直的宁国、池州则是郝隆、刘朝用,湖广的德安则是陈奉,浙江的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是曹金,后来以刘忠代替,陕西的西安则是趟鉴、赵钦,四川则是丘乘云,辽东则是高淮,广东则是李敬,庭酉则是沈永寿,江西则是潘相,福建则是高案,云南则是杨荣。
都给以关防凭证,并偕同原奏官前往。
矿脲微小没有收获,便勒令人民补偿。
而奸猾之人藉开矿的名义,乘着传车强横勒索人民的财物,欺压州县。
主管官吏体恤人民,便加罪以阻挠,逮捕审问罢免官职。
当时宦官多凶暴强横,而陈奉尤其厉害。
对富豪家族便以盗采矿山相诬眚,对良田美宅便指出那些地方地下有矿脉,率领役工包围逮捕,侮辱妇女,甚至斩断别人手足投到江中,其残酷暴虐如此。
皇帝竟纵容不追究。
从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众宦官所进献的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小人们藉势诛求勒索,不只一倍五倍,人民无法生存。
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当今水、旱造成灾害,天空呜响大地震动,陨星流坠晦气四射,四方一天接一天上报。
内外战争兴起,百姓困窘疲敝。
而贪图财利的小人,借口开采矿山以肆虐侵吞。
如果祸乱从中发作,那磨矿工冗役制造灾祸尤其剧烈。
从此之后,寻求投珠抵璧之说也用之已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矿山的弊端,大的方面值得忧虑的有八点。
矿盗相招聚集,容易发动变乱,这是第一点。
矿头过分赔累,形势会造成土崩瓦解,这是第二点。
矿夫遭受残害,逼迫逃亡,这是第三点。
雇用之民粮食缺乏,因饥饿而鼓噪呼叫,这是第四点。
矿洞遍地开采,没有收益徒增浪费,这是第五点。
矿砂含银少,强行征收让人民购买,这是第六点。
人民都开矿,农耕种桑失去常业,这是第七点。
奏事官强暴凶横,滥施刑法激起变乱,这是第八点。
现在矿头因赔本欠债而死,平民因逼迫购买矿砂而死,矿工以倾压而死,以争斗而死。
到现在还不停止,即使倾注国家府库的宝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挽救危亡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
有识之士认为明朝灭亡大概开始于此。
铁冶所,是洪武六年设置。
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夔,廑塞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所,太原、泽、潞各一所,一共十三所,每年交纳铁七百四十六万多斤。
河南、四川也有铁矿冶炼。
十二年,增加茶陵。
十五年,广平官吏王允道上奏说:“磁州出产铁,元代时设置官,每年收缴一百余万斤,请求如旧制。”皇帝因为人民生活刚刚安定,恢复设置必然重新扰乱,便杖责王允道并流放到海外。
十八年,罢除各布政司冶炼铁。
随后工部上奏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旧时进贡十万斤,修缮打造兵器,别处没有。”于是恢复设置。
后来武昌、吉州依次恢复。
洪武末年,因工部上言,又全部开放,让人民得以自己开采冶炼,每三十分抽取二分。
永乐时期,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冶炼铁矿。
景帝时期,办事吏请求恢复陕酉、室逮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被关进监狱。
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该堵塞言路,纔释放了他。
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矿炼铁,主管官吏在赋税之外勒索贿赂,唐大鬓等人于是发动叛乱,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统管,如同盐法禁止私贩。
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炼铁。
隆庆、万历以后,大都因循旧有制度,不曾特别开设。
铜场,明朝初年,祇有江西德兴、铅山。
此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
太祖时期,廉州巡检上奏说:“阶州与西戎交界,有水银矿场以及青绿、紫泥,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个地区。”皇帝不允许。
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束川府会川卫大山出产青绿、银、铜,因与外番交界,担心军民暗中夺取发生动乱,特别禁止整饬。
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矿洞。
弘治十八年,裁除板场坑水银场局。
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于是兼及铜、锡、青禄。
下诏同意。
于是依次开采。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便冶炼铸钱,多次开设云南各处铜场,很久以后所获渐渐减少。
崇祯时期,便收聚古钱以供熔炉冶炼铸钱。
关市的征税,宋、元很繁琐。
明朝初期务求简易,此后增加设置渐渐变多,出行要送财物,停留从事买卖也要送财物,经过的地方居留的地方各自有税。
应收税的财物器具在官署张榜公布,按物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它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计算,应征收而藏匿的没收一半。
买卖田地房屋大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交纳纸价。
凡是纳税之地,设置店房登记簿,书写留止商人姓名物品数量。
主管部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埸局,有河泊所。
所收的赋税,有原定征收的实物,有改征的银钞布帛。
税课司局,京城各门和各府州县的市集多设有,共有四百多所。
,以后依次裁减省并十分之七。
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胜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剂州、太平、兰州、广宁。
又命令军卫自己设置场分,收聚贮藏柴薪。
河泊所只有黄河以南设置,河北只有盐山县。
凡是课税,征收商人所买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泊,征收鱼税。
又有门摊课钞,由主管部门统领。
太祖初年,征收酒醋之税,收官店钱。
即位作昊王,碱收官店钱,改在京的官店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
凡是商税,三十分取其一分,超过征收按违犯法令论处。
洪武初年,命令在京的兵马指挥兼管市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器,稽察商人的物价;在外地,城门兵马,也命令兼管市司。
彰德税课司,收税下及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物。
皇帝听说后贬黜了他。
山西平迁主簿成乐任期满后到京朝拜,上呈他的考绩材料称“能征收督办商税”。
皇帝说:“税收有固定额敷,如果以征收督办焉能,造就是剥削下层人民,失去官吏职责,州考不对。”命令吏部移送文书讯问。
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的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不按额敷的达一百七十八处。”便派遣宦官、国子生以及户部委派官各一人核实,确立为定额。
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征收额定米不到五百石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四处,应该罢除。”回复同意。
胡惟庸伏罪被杀,皇帝训谕户部说:“过去奸臣聚敛财物,税收施及极细小极全面,朕对此感到很羞耻。
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船卓丝布之类,都不收税。”罢除天下的抽分竹木场。
第二年命令以野兽皮交纳鱼税,制成皮服以供给边防士卒。
当初,京城军民居住的房屋都是官府提供,房屋相连没有空地。
商人货物到达,有的留在船中,有的贮藏在城外,中介经纪人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感到忧虑。
皇帝便命令在三山诸门外,濒临江水建造房屋,名叫塌房,用来贮存商货。
丞乐初年制定法度,嫁娶丧葬祭祀和一定季节的礼物、自己编织的布帛、农器、食品以及购买已交税的货物、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鱼类蔬菜杂果不在集市上贩卖的,都免征税。
按照南京的办法,建置京城的官店塌房。
七年,派御史、监生到收税处专办税收。
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束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居的地方。
现在建都北平,各种货物比过去高一倍。
那些商税应该派人监督专管一年,以此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洪熙元年,增设市肆门摊征收钱钞。
宣德四年,因钞法不流通,由商人积货出卖不收税,于是在京省商人聚集之地、市镇店肆门摊收税,比旧时增加共五倍。
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府私人栽种出售的,塌房、库房、店舍囤积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命令全部交纳钞。
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吏各一人,在城门察收。
船只受雇佣装载的,计算所载货物多少、道路远近交纳钞。
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
那些倚仗权势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要加罪处罚。
于是有涕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计算船的大小长短宽窄而额数有等差,叫做船料,不收货税。
只有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派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
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只船一百料,交纳钞一百贯。
侍郎曹弘说:“塌房每月交钞五百贯,确实很苦,有卖子女交纳税的。”皇帝命令审核免除。
钞法流通后,减少北京蔬菜地征收钞的一半,船料一百贯的减少到六十贯。
巫统初年,下诏说凡是征收门摊税,都遵照洪武畴期的旧有数额不能借口钞法妄自增加。
不久,因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课司局,由主管官吏兼管收税;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迁移椁县钞关到河西务;船料应交纳六十贯的,减成二十贯。
商人和平民都称便。
九年,王佐掌管卢部,设置彰义门官房,征收商人的赋税钞,又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征收商品税渐渐繁多。
景泰元年,于谦掌管国政,船料税减少到十五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一半赋税。
大理卿薛管说:“抽分薪炭等藏匿不报的,与船舶商藏匿番货的罪行相当,全部没收,过分沉重。
请求比照藏匿纳税的律令执行。”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成化七年,增加设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
当初,抽分竹木税,只取钞,后来改换用银,到这时渐渐增加到数万两。
不久,派遣御史专门征税。
孝宗初期,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税官以收刮为能,不合国体。”于是命令客货之外,车辆不能搜查阻挠。
又听从给事中王敞的意见,召回芜湖、剂州、杭州抽分御史,用府州佐副官监收商税。
十三年,又派遣御史。
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是听从镇守太监之言。
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新设置诸抽分厂。
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复设于顺德、广平。
工部尚书李铛曲从附顺持两端,横加征收之端又兴起n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征税。
世宗初年,抽分中官和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被裁除,又革除真定等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弘治末年,数量大减。
从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加四倍,钱增加三十万。
嘉靖三年,下诏如同弘治初年的规定,仍然减少钱三十万。
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合收银,此后恢复收钱钞。
八年,又收银,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
开始时钞关估计船料确定税收,随后因估计船料难以核实,便以测量梁头宽窄为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有等差。
皇帝命令以成尺焉限,不征收零数。
太监李能请求在山诲关征收商税,实行数年,主事鄙阅说:“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有征税场,不应再征税。”罢除掉。
此后恢复山海关税,罢除八里铺店钱。
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卡岁额定数之外,剩余的全部纳入公家府库。
隆庆二年,开始给予钞关主事关防敕书。
不久命令钞关离府近的,由知府收税并且解送;离府远的,命令佐副官收税贮藏在府库,每季度解送到户部。
主事职掌核定商人所报物数以确定税数,收税解送没有参与。
神宗初年,命令商人货物进京的,河西务供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交纳正、条、船三种税;那些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船二税。
万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赋税。
然而从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卡渡口私下擅自抽税,求利而害民,虽然多次下诏察办革除,但也不能革去。
到两宫三殿受灾,营建费没有资财,便开始开矿增加税收。
而天津的店租,广州的珠赋,两淮的余盥,京口的供用,浙江的市舶,成都的盐茶,重庆的名木,湖口、长江的船税,荆州的店税,实坻的鱼苇和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统管税就是统管矿,驱使胁迫官吏,务求搜刮剥削。
征税的使者,从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
此后高案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李凤在广州,陈奉在剂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杭,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
奸猾之民送财物给宦官,便给予指挥千户的札子,用为爪牙。
水陆行走数十里,便树着旗建立厂。
看到懦弱的商人便肆意抢夺,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携带的行李,也被搜索。
又设立土商名目,穷因的乡间偏僻的码头,米盐鸡猎,都命令收税。
所到之处,多次激起人民反抗,皇帝大都包庇不追究。
各所进之税,有的称遗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处罚赎罪,有的称额外赢余。
又藉买办、孝顺的名义,金银珠宝玩好、貂皮、名马,纷纷进奉,皇帝认为能干。
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宽限商税,皇帝在内宫直接下旨仍然征收四万,他们贪图利益到这个地步。
三十三年,纔下诏罢除采矿,把税务归主管部门,而税使不撤除。
李道假称主管官吏坚持推辞,请求如旧时方便。
皇帝立即听从他的请求。
又听从福王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立官店,以供应福邸。
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
不听从。
趟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游墅、扬州、北新、淮安各个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银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多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干两,这是定额。
而二十七年以后,历年减少压缩,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多两。
探究其缘由,便是因为税使苛细收敛,商人到达的人少,连年税使所供,就是这各关卡不足的数目。”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宝坻银鱼厂,永乐时期设立,穆宗时期,只是命令估计价值以准备庙祀上供。
到这时纔以宦官坐地开采,又征收赋税,以后对武清等县不产鱼的地方也一并收税。
增加苇纲等赋税,并且牵及青县、天津。
九门税尤其苛细,考试的举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打死朝觐官吏。
事情上报,下诏由司法机关治罪,太监为此稍微收敛。
到四十二年,李太后临终嘱咐减少天下税额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的零星小税。
光宗即位,纔全部免除天下的额外税,撤回税监,那些分摊入地亩、行户、人丁、问架的税,一概免除。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征收水陆冲要之地的关税,依照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规定,酌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朝廷允许施行。
崇祯初年,关税每一两增加一钱,总计八关增加五万两。
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仅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如同过去。
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的税收额数一万增至三万。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宣课司所收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收芜湖税以抵偿增加数。
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莴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
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也不能停收。
九年,又提议增加赋税款项。
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窘了。
所有各种赋税,开始时征收钞,问或折合征收米,随后征收钱钞各半,后来便折合收银,而货币布帛、米麦实物递年轮流征收,米麦实物收归内库,货币布帛收归太仓。
明朝初年,束面有马市,西面有茶市,都用来控制边防行省戍守的费用。
海外各国进贡,允许附载土产与中国贸易。
于是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用以沟通外夷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有所施行,因而以此消除隔阂。
洪武初年,设立在太仓黄渡,不久罢除。
又设置在宁波、泉州、广州。
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
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任意让它在一定时节到中国进贡。
只有日本反叛顺服不定,所以独自限定它进贡的日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为二艘,用金叶验合的表文作为验证,以防备欺诈假冒侵犯。
后来市舶司暂时罢除,便又严禁濒临大海的居民和守备的将士私下交通海外各国。
丞乐初年,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拜,附带载胡椒与人民交易。
主管官吏请求征收他的税。
皇帝说:“商税,是国家抑制追逐末利的人民的,哪里是以此获利?现在外夷仰慕礼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的利益,所获得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国家体面则多了。
誓不听从他的请求。
三年,因各番进贡的使者增多,便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站来安置他们。
福建叫“来远”,浙江叫“安远”,广东叫“怀远”o不久设置交阻云屯市舶提举司,迎接西南各国朝贡的人。
当初,进贡的海船到来,主管官吏封存题签,等待上奏回报,然后起运。
宣宗命令到来便迅速奏闻,不需等待回报随即送到京城。
武宗时期.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说:“旧有制度,航海各船,都是市舶司专管,最近由镇巡和三司官管理,请求按照旧办法好。”礼部讨论:市舶主掌各地进贡土特产,航海的客商和风泊的番船,不是敕命旨意所载,按规定不应当干预。
皇帝从内宫降旨按熊宣旧有规定施行。
熊宣,是前任市舶太监,曾经因不干预满刺加等国番舶抽分,上奏请求兼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
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以他作为事例。
嘉靖二年,日本派宗设、宋素卿分路进贡,互相争论真假。
市舶宦官赖恩收纳宋素卿的贿赂,袒护宋素卿,宗设便大肆抢掠宁波。
给事中夏言说倭祸患产生于市舶。
于是罢除。
市舶罢除以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猾豪强与海商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转变成寇贼。
二十六年,倭寇一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台,敷干人登岸焚烧抢劫。
浙江巡抚朱鱿访察了解到舶主都是贵官大姓,买番货都用没有实付的空价,转卖牟取利润,而价值不按时还给,因此发生骚乱。
于是严格海禁,毁坏大船,上奏请求镑刻训谕告诫大姓。
朝廷不回复。
二十八年,朱鱿又说:“长澳等大侠林恭等人勾结外夷船作乱,而大奸.人串通谋取财利,因而作向导,蹂躏我海滨,应该以刑法处置。”部批覆不允许。
而勾结番人的大奸人,朱鱿便根据实际情况诛杀掉。
御史陈九德弹劾朱鱿处理方法不当,专主杀戮开启争端。
皇帝逮捕朱鱿听候审问。
朱鱿被废黜后,奸猾之徒更加无所忌惮,对外勾结,内部互相争斗,造成祸患。
汪直、徐海、陈束、麻叶等人起事,海上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童,都御史胡宗宪派遣他的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倭宣示训谕。
返回报告,倭的心志想要输通贡市。
兵部商议不同意,便停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
户部商议听从。
四十四年,浙江因巡抚刘畿奏言,仍然罢除。
福建开设后又禁止。
万历年问,又开通福建互市,只是禁止交男硝黄。
随后两市舶司全部恢复,用宦官管理职掌如故。
丞乐年问,设立马市三处:一处在开原南关,以对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用以对待朵颜三卫。
规定价值为四等;上等值绢八匹,布十二匹;第二等是上等的一半;下二等各以一匹递减。
随后城束、广宁马市都废弃,只有开原南关马市独自保存。
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命令军民平价交易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人通译语,禁止贸易兵器、铜铁。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
当也先进贡马进行贸易时,宦官王振裁减他的马价,也先大规模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钹巡抚辽东,恢复开放三卫马市。
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诸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前来贸易。
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人监督,不要有侵吞克扣。
于是刘海、姚安二人获罪。
不久命令海西和朵颜三卫入内贸易;开原每月贸易一次,广宁每月贸易=次,用贸易所收的税充作抚赏。
正德时期,命令验证放入贸易的,按期出境,不能挟带弓箭,不是贸易日,不准靠近边塞墙垣。
嘉靖三十年,因总兵仇鸾奏言,下诏在宣府、大同开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全面管理。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劝谏。
不听从。
俺答不久入侵抄掠,大同市便侵犯宣府,宣府市便侵犯大同。
币还没有出境,警报随后就到。
皇帝纔感到后悔,召回史道。
然而诸部贪图马市的利益,不敢公然宣称要大举侵犯,而边防守臣也多畏惧,用相互贸易来给他好处。
第二年罢除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由于抢掠不止,便一并断绝。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归降,于是封贡互市的议论兴起。
而宣、大互相贸易恢复开放,边境稍稍安静。
然而安抚赏赐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由外地调来的军队的军饷、减少哨银以充实。
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多,主管此事的人又从中侵吞,边防费用反而超过相抵的数目。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设,事情详细参见《李化龙传》。
二十六年,听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言,罢除木市,于是一并罢除马市。
此后总兵李成梁竭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
二十九年,恢复开放马、木二市,后来成为常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