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未曾“开始”的时候，更有一个尚未有那“未曾开始”的时候。
宇宙存在着“有”，也存在着“无”，还有未曾产生“有”、“无”的东西，更有尚未有那“未曾产生‘有’、‘无’”的东西。
所谓“有始者”，是指生命积聚盈满而还未迸发开来，如同新芽萌发还没有清晰形体，蠢蠢蠕动，将要生成而未成为物类。所谓“有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空的阳气开始下降，地上的阴气开始上升，阴阳二气交错混合，互相流动在宇宙间飘逸游畅，承受着德泽的滋润和蕴育着协和之气，杂糅聚集，将要生成万物但还未出现征兆。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蕴含的阳气还没有下降，地怀藏的阴气还没有上扬，天地间虚无寂寞，萧条幽深，模糊浑混，气只是生成后在幽深昏暗中流通。
所谓“有有者”，是指这时万物生成繁茂、错落杂乱，植物根茎枝叶，青翠斑斓、郁郁葱葱、花儿鲜丽，动物昆虫蠉飞爬行，禽兽用脚行走，用嘴呼吸，这些都可以触摸感觉得到，并可以数量计算。所谓“有无者”，是指这时的宇宙空间，视之不见它的形状，听之不闻它的声音，触摸不到它的形体，望而难见它的尽头，广大无边，浩浩瀚瀚，难以用仪器测量计算而与光相通。所谓“有未始有有无者”，是指这时天地包裹阴阳二气化育万物，向上畅通于混沌冥冥的宇宙空间；深远广大，无法弄清它的外部界域，深入微细，无法探明它的内部极限；没有四面八方的界限，但却有生产有形物质和无形事物的根源。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是指这时天地未开，阴阳未明，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寞清澈，没人能见它的形状。就像光耀问“无有”，过后感到若有所失、神情怅惆地说：“我具有‘无’的特点，而不能做到连‘无’都不存在。要是能达到连‘无’都不存在的境界，再玄妙的东西都不能及得上它啊！”
自然赐我形骸让我生命有所寄舍，用生驱使我劳累，用年老让我悠逸，用死亡让我安息。羡慕我活着和羡慕我死去的依据是一样的。把船藏在深谷里，把山藏在沼泽中，人们会以为藏得牢固隐蔽。虽然如此，半夜里有大力士背起它逃走，睡着的人们还不觉察，这是因为自以为将小物藏于大处是安全的，但最终还是丢失。假如把天下万物藏存在天下这个大库房，那么就不存在丢失这问题了。
事物哪能说没有一个基本的情形呢？造化只是偶而生成人类，如同造化万物一样，人不必沾沾自喜，天地造化出的物类千变万化不曾穷极，何止人一种。破敝的则更新，人为之高兴，这情形能数清吗？比如说你梦中变成鸟儿在天空飞翔，梦中变成鱼儿沉入深渊，当你处在梦里时不知道是在做梦，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彻底觉醒，你就会发觉今天的一切也就是一场大梦。当初我还没降生时，怎么知道生的快乐呢？现在我还没死，又怎么知道死的不快乐呢？以前公牛哀患有“转病”，七天后变成了老虎，他的哥哥推开房门进去探望他，这老虎扑上来将其咬死。因此人外表变成了兽类，人的手脚变成了尖爪，人的牙齿变成了利齿，心志、性情、神形均为转变了。当公牛哀变为虎的时候，并不知曾经是人；当他还是人的时候，并不知将要变虎。两者更换代谢、背道而驰，但各自都喜欢自己既成的形体。所以可见狡猾和愚钝、谁是谁非是讲不清楚的，谁知道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这就像水到冬天凝结成冰，冰到春天又融化成水，水和冰前后转易，好像是绕圈转，谁有闲工夫去探究其中的苦和乐。所以形体被寒暑燥湿之类侵害而受伤的人，身形枯衰但精神健盛；精神被喜怒思虑折磨而受伤的人，精神耗尽但身形尚存。因此，疲惫之马死后，剥宰它时就像枯木；健壮之狗死后，割宰它时还很润泽。所以受伤夭折而死的人，他的灵魂还不能安宁；天年寿尽而死的人，他的精神宁静空寂。这二种人皆不能做到形神俱没的境地。而得道的圣人运用心思时依倚性神互相扶持而不分离，所以他睡时不做梦，醒时不犯愁。
古代有人处在混沌玄冥之中，精神气志不飘散在外，万物恬漠安静，彗星及妖气也时常有，但从不造成人间的灾害。这个时期，民众肆意而行、自由自在，也不分东和西；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拍打着肚皮游荡嬉戏玩耍；大家一起承受着苍天所赋的中和之气，享受着大地所赐的恩德；不以曲巧、是非互相怨恨，天下浩荡兴盛，这就叫“大治”。这时处高位的人虽然支配民众，役使他们，但不干扰其恬静的本性；镇定四方占有他们，但不改变其天德。所以不必施仁义而万物自然繁衍，不必行赏罚而天下自然归附。这种治理的“道术”，可以像对天地之美那样来颂扬，却难以用具体计算来说明。因此短时间里看似效果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则效果显著。
鱼类处江湖中而互相遗忘，人化于大道而互不交往。古代的真人立身于天地根本，中正平和，优游自得，持抱至德，炙于和气，而万物自行积累，谁肯去干预造作人间之事，让外界事物来扰乱自己的本性和生命？
道是有条理脉络的，得到把握这浑然一体之道，就能贯通千枝万叶。所以只要有了“道”，尊贵时有行使号令的本领，低贱时有忘掉自卑的办法，贫穷时有乐于本行的途径，困厄时有处理危难的能力。严寒来临，霜雪铺地，这才能看出松柏的茂盛不凋；处境困难，面临危险，利害关系呈现眼前，这才能看出圣人不弃“道”的本性。因此，头顶青天才能脚踏大地，以天道作镜才能明察秋毫，创太平世道才能处坐明堂，与天道同游才能像日月一样光明。所以用道作钓竿，用德当丝线，用礼乐作钓钩，用仁义当钓饵，投放到江中，漂浮在海上，纷杂的鱼虾之类赶来吞食鱼饵，哪个不被他所占有！倚仗矜持造作之术，提挈人际关系，推动社会风俗，以摸索事物牵联之奥妙，尚可以放松心志，如愿以偿，并能满足其欲望。更何况有人心怀珍贵之道，心智思想不用于外物，独自遨游于无限之外，不与具体事物杂糅，在遨游中凭依着无形的区域，和天地自然相和谐！
这种人偃息聪明怀抱质朴，视利害如垃圾尘埃，视死生如昼夜更替。所以他眼见美玉象牙、耳听《白雪》雅乐，是不会扰乱恬静的精神的；登上千仞之溪的山崖，临近蝯都晕眩的峭壁，也不止于会扰乱平和的心志的；就像钟山出产的美玉投炉火中烧炼，三天三夜玉之色泽都不变。这是因为这种人获得了天地之精华。所以生不足以诱惑驱使他，利难以触动他，死又不足以禁锢他，害又无法吓住他！他是明白了生死之分，通晓了利害之变，即使用整个天下来换取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他都不会心动。
贵贱对人来说，就像春风从身边刮过一样；毁誉对自己来说，就像蚊虻叮一下而已。秉持皓白而不污黑，奉行纯粹而不杂糅，身处玄冥而不昏暗，顺从自然而不毁败；孟门、终隆这样的高山阻挡不住，急流旋渊、吕梁这样的深水滞留不住，石涧、太行、飞狐、句望这样的险隘难为不倒。所以真人虽然身处江海之上，但精神却仍然内守于心，如果不是获得了“道”这个本原，谁又能够达到此境界？
因此，与圣人相处，家居贫寒之士会忘掉贫寒，王公贵族会看轻富贵而以卑贱为乐，勇武之人会减弱锐气，贪婪之人会消除欲望。得道真人静坐而不说教、立而不发议论，但可以使那些空手去学习的人满载而归，他不必言说就能使他人感受到祥和气氛。
所以最高之道就是顺应自然无为，像龙似蛇，盈缩卷舒，随时顺势变化；外虽随风而变，内却持守本性，耳目不被声色诱惑、思想不被外物扰乱。他能把握持守自己的精神，掌握道的原则遨游在太空，促使万物发展，使各种新事物萌生。因此，使用精神过度的人，精神也将会远远离开他，而善养神者，神与形必相守。“道”从本原出发，通过九天之门，散布到四面八方，布施到无穷无尽的领域；它静寂而虚无，不刻意干预万物，因而万物会自然而然有所作为。因此，办事举措顺“道”者，并不是说“道”对他做了些什么，而是“道”在布施中无形地影响了他。
那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六合所包容的、阴阳二气所孕育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持的，全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天地，并共通着和谐之气。所以槐与榆、橘与柚可以结合而成为兄弟，有苗族和三危族可以相通而成为一家。眼看着鸿鹄飞翔，耳听着琴瑟之音，而心思却飞到了雁门关一带，一个人身形中的精神可以飞散到各处，甚至一下子飞千万里远。所以就事物的差异来说，紧挨着的胆、肝就会像胡地和楚越那么遥远；但就事物的相同来看，万物就如同生存在一个角落里那么亲近。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歧异，各有其产生的缘由。像那墨翟、杨朱、申不害、商鞅等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如同伞架上的一根骨子、车轮中的一根辐条那样，有了它可以凑数，没有它也不妨碍使用。如果自以为离开自己的学说主张就不行，那就太不通天地之常情了。
那些冶炼金属的工匠在铸造器物时，金属在熔炉中翻滚熔化，也必定会有熔液翻腾流溢出来，溅落到地下，凝固后也有些和某种器物形状相似。这些器物虽然有点小用处，然而不可能像周王室的九鼎那样贵重，又何况同原型器物的用处相比呢？这些都与“道”相去甚远。
万物如同树枝那样舒展散布，百事就像茎叶枝芽那样繁衍枝蔓，实际都是出自一个根源而有条不紊变化出千姿百态来。如此说来，蓬勃的万物是承受了什么后得以发展的，但其实没有谁有意授给它们什么：万物所承受到的，是没有谁有意授予的，可是没有什么物类不被授予的。所谓没有什么物类不被授予的，打个比方说，就像那浓云密布，翻滚蕴蓄聚集而化成大雨，洒遍大地，淋湿万物，而云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淋湿万物这一过程。
善于射箭的人有仪表作为尺度，就像工匠有规矩作法度一样，他们都是用了一定的尺度标准方达到技艺神妙的境界的。然而造车的奚仲却不能像逢蒙那样善射，善御的造父也不能像伯乐那样会相马，这只是说他们只掌握某一领域里的知识技能，而不能通晓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奥妙。
现在用涅石做成黑色染料，这染料的黑色程度比原涅石更深；用蓼蓝制成靛青，这靛青的青色程度比原蓼蓝更深。黑染料已不是涅石，靛青也不是蓼蓝，它们就是再遇到涅石和蓼蓝也不可能变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经过制作加工后其质量比原体更稀薄了，更何况那些不曾有过涅石、蓼蓝变为黑色青色染料关系的事物呢？它们这些变化，即使用金石刻镂、竹帛书写，也难以记得清楚。
由此看来，事物间的变化，新的物体莫不是从已有的原体事物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事物大小繁多。秋天兽类新生的毫毛末端，尽管细小得能插进没有空隙的东西里，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大了；芦苇杆里的一层膜，薄到能飘飞到天空中，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厚了。所以既无秋毫之末又无芦苇之厚的“道”能够畅通于四面八方而无止境，又没有什么能遏制伤害它；它能生成精微奇妙事物，能促使万物生长、支配万物变化。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能和它相提并论的！疾风能将大树刮倒，却不能吹掉长着的毛发；人从高耸入云的高台上摔下来会折断脊骨迸裂脑壳，但蚊虻却能适足飞翔。这些轻微小虫靠着造化的作用，在同一个角落内获得了形体；轻微小虫尚可以靠这造化所赋予的形体寄托生命，更何况没有形体的东西呢？由此看来，无形产生有形的事物这一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所以，圣人将精神寄托于内心，而复归到万物初始时的境界。这种境界，看上去幽冥昏暗，听上去寂静虚无；但就是在这幽冥昏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寂静虚无中能听到声音。他的“用”在于“不用”，而正因为“不用”才能“用”；他的“知”在于“不知”，也正因为“不知”然后能“知”。天如不定则日月没有承载的依托，地如不定则草木没有生根的基础；人如安身立命的精神不安定，则是非标准就无法辨明。因此有了“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你所持守的东西都不明确，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所认为的“知”不是“不知”呢？
积累宽厚的恩惠，将慈爱恩惠披及民众，用声誉和荣耀去爱抚百姓，使他们欣欣然而乐于保全应有的本性，这就叫“仁”；建立丰功伟绩，树立显赫名望，确立君臣关系，端正上下之礼，明确亲疏远近，规定贵贱等级，挽救危难的国家，恢复灭绝的朝代，决断纷乱治理忧烦，振兴被毁的宗庙，择立绝后者的继承人，这就叫“义”；闭绝情欲，匿藏心机，抛弃智慧，返朴归真，茫然游荡在尘世之外，逍遥于无为初始界域，呼吸阴阳之气，和万物融为一体，这就叫“德”。所以，“道”散逸就只能依靠“德”，“德”流溢就只得施“仁义”，“仁义”树立则意味着道德的废弃。百围粗的树木，砍断制成牺樽，用曲凿刻刀雕镂，涂上青黄相间的颜色，花纹华丽、金饰鲜亮，龙蛇虎豹的形象被精心雕刻成图案。然而将另一段被扔弃在水沟中的木头和这被雕成的华丽牺樽相比，尽管美丑相去甚远，但两段木头均失去了树木的质朴本性则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精神流失的人就会表现为言语华而不实，德性荡飞的人就会表现为行为虚假不诚；至精至诚的精神一旦从心中流散，浮辞伪行就会显露在人们的眼前，并难免不受外界物质世界的驱使。人们的言行举止都是精神世界外化的表现，精神是会有耗尽的时候，而行为却不会终止的，假如神不守舍，就会心神不定迷失生命的根本方向。人的精神守持不定，就会沉溺于世俗的风气中，一旦失误失足，内在的纯洁本性就受到污染而浑浊，因而会彷徨一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
所以圣人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而不在乎外表装饰仁义。不宣泄情欲、显示聪明而遨游于精神的和谐。这样他可以下探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四方上下、贯通天下万物。这些就是圣德之人的行为表现。至于那“真人”更飘动在虚无的区域，遨游于无形的境界；他骑着蜚廉神兽，带着敦圄侍从，驰骋于世俗之外，休闲在宇宙之中，让十个太阳照明，使风雨听从使唤，让雷公当臣子、夸父为役仆，纳宓妃为妾，娶织女为妻。天地之间哪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所以说虚无是道的立足点，平易是道的本性。
人们过度劳碌心志而扰乱自己的精神，费尽心思去追求物质利益，这些都会耗损人的精神元气而使精神离开了人的身心。所以，得寒症的人即使在春天还得借助衣服来御寒，而得热症的人就是在秋天还是希望冷风来解热。体内有病者，必定会在气色上有所体现。秽木浸水能治疗青翳，蜗牛唾液能治疗蜗睆，这些均是治疗眼疾的良药，但如果无缘无故使用一定会伤害人的眼睛。圣人之所以惊骇天下，真人从来不去过问；贤人之所以矫正世俗，圣人也从来不去过问。那牛蹄踩出的小水洼是容不下一尺长的鲤鱼的；土丘似的山坡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狭小的范围容不下巨大的东西，更何况要容纳无形的天地呢？它们离深渊高山的规模和气势还远着呢。人们沉溺于世俗社会，必定身形受系绊而同时精神散逸，所以不免会虚弱。如人被名利欲念所羁绊，必定是精神散逸在外，也必定会受系累。
在道德最纯的时代，人们酣眠于虚无混沌的区域里，遨游在浩瀚无边的领域中，扶持天地而委弃万物，以鸿濛作圭表，飘浮在没有疆域的地方。因此圣人呼吸阴阳二气而众生仰慕归依、内心和顺。那时，没有人有意治理引导，但人和万物循性顺理悄然形成生长，浑浑然然，纯粹质朴的道德没有散逸，磅礴浑然一体而万物悠游自得。因此，即使有后羿的智慧也使用不上。时代发展到伏羲氏的时候，天下道术仍然浑厚茫然，蕴含道德和气，布施德泽颇为盛广，但人们的智慧开始萌发产生，似乎若有所知，并开始失去童稚蒙胧之心，观察起天地间的各种事物。所以伏羲氏的道德杂乱烦多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代，他们开始分离道统根本，通理天地，顺循自然法则形制，掌握阴阳变化，调和阴阳刚柔，分解联贯，使万物百事均有秩序条理。这样百姓无不张目直视，无不踮脚仰视聆听君主命令，仰头察看君王脸色。所以神农、黄帝虽然能治理好天下，但却不能够和谐自然。社会延续到昆吾、夏后时代，人们的嗜好欲望被外界诱惑，聪明受外界引诱，因而失去了天然本性和赖以存在的道德。到了周室衰亡时期，敦厚淳朴的风气被冲淡散失，办事行为背离道德、偏离德性，因而奸巧狡诈也随之产生。周王室的衰败使王道废弛，墨、儒也开始宣传标榜起自己的学说来，招聚门徒争论是非。于是各家学说均以博学来比拟圣人，实际是用华而不实的言辞来欺骗胁迫民众；他们行施礼乐歌舞，拿《诗》、《书》来文饰门面，为的是在天下沽名钓誉。与此同时，他们又实行繁琐礼节，装饰绂冕礼服，并使之等级化；聚集民众变化着无穷无尽的花样，积聚财富来满足无法满足的消费。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也开始误入歧途，不明事理，却又想施展智巧，迎合世俗，不择手段捞取名利。这时人们都奔波于邪道斜路上，丧失了“道”之根本。世人之所以沦丧纯正的天性，并日益衰落，其产生根源由来很久了。
因此圣人学习，是要将心性返归到最初质朴状态而让心神遨游于虚无之境；达人学习，是要将心性与旷漠无边相通而在寂静淡漠中觉醒。若是世俗之人的学习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拔去德性，扰乱心胸，损伤耳目，老是纠缠、追求着事物的微小利益，为推行仁义礼乐奔走忙碌，在世上自我表现以求获得世俗的名声。这种事情我是感到羞耻而不屑做的。
所以与其占有天下，还不如对此超脱一些；与其有超脱的思想，还不如彻底抛弃天下而逍遥流连在虚无境地、通达于事物有无之间。因此，全天下的人赞扬我，我也不会受到激励，全天下的人非议我，我也不会沮丧。对生死泰然处之，对荣辱通达处置，即使面对天下大火蔓延、洪水泛滥，我内心中的精神不会亏缺。像这样的话，就会将天下及天下之事看得轻如羽毛、浮泛芥草，谁还肯忙忙碌碌将外物当回事！
水的本性清澈纯净，泥土掺入使它混浊；人的天性安寂宁静，嗜欲搅乱使它不安。人的天生本性是耳能听声、目能观色、口尝滋味、鼻闻气味、肌肤感受寒暑，这些天性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有的人神志清醒，有的人不免痴狂？这就是因为制约他们的精神状况的不同。所以说精神是智慧的渊源，这渊源清静，智慧就可明察；而智慧却是心灵的城府，智慧公正不诈邪，人的心灵就平静。所以人都不用流动涌动着泡沫的水做镜，而用相对静止清明的水照形，就是因为它平静；同样人们没有用生铁来照自己的形影，而对着明亮的铜镜看自己的容貌，也是因为铜镜平整。只有平和静，才能显现事物的本性。由此看来，“用”必借助于“不用”。所以说，虚静的心神产生纯白的光亮，这吉祥也就会降临了。镜子明亮，尘埃就不会玷污它，精神心志纯白清静，嗜欲也就难以搅乱它。如果精神心志超越散逸到身心之外，再去想法让它复归回来，这实际上是失去了根本而追求的是枝节。内在精神与外表行为相分离而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实际上是遮蔽了精神心志的纯白清静之光，任凭耳目听视来获得智慧，这就是抛弃了光明之道而走向黑暗，这也叫“失道”。人的心志往哪里，精神也会跟着跑去；反之，如心志返回虚静的境界，精神也就随之宁静，嗜欲也就灭息。这就是圣人的行为表现。
所以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一定是通达性命之情，尽管具体的行为措施不尽相同，但合乎“道”的原则是一致的。夏天不穿皮衣，并不是爱惜它，而是对身体来说温暖已是足够的了；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因为简朴，而是对人来说清凉已是相当充分的了。所以圣人估量自己的饭量而进食，度量自己的体形而裁衣，对自己的物欲有所节制，恰如其分，这样哪会产生贪婪之心呢！因此，能够持有天下者，一定不是以天下作为追求的目标；能够享有名誉者，一定不是靠奔波忙碌追求得到的。圣人能够于道相通，因而嗜欲之心也必被排斥在外。
孔子、墨子的弟子们都拿仁义的道理来教导人，然而不免于丧败。他们自身都不能实行仁义，更何况他们所教导的世人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天道本性外的东西。用皮毛末节去谋求归返根本，即使像许由这样的高洁之士都办不到，又何况一般老百姓呢！如果真能通达性命之情，那么仁义自然会依附归顺，举止行为哪能扰乱得了人的心？
假如精神不被掩遮伤害，心志没有压力负担，通畅恬静，淡漠无事，没有凝滞郁结，虚寂静漠对待外物，那么利禄权势就不能使他动心，巧辩之人不能说服他，声色不能使他淫乱，美妙之物不会使他丧志，智慧之人不会使他动摇，勇猛之人不会使他恐惧，这就是真人之道。这样的话，他就能陶冶万物，与自然造化相伴，天地之间，宇宙之内，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化育生命的人不死，促使生物变化的人不变；他的精神经过骊山、太行不受阻拦，进入四海九江不会沾湿；处在狭窄之地不感到挤塞，横贯天地之间不肆意放纵。不能通达天道者，即使眼睛能够数清一群上千只的羊，耳朵能分辨八风之调，脚踏着“阳阿”之舞，手合着《绿水》的节拍，智谋能统贯天地，目光像日月样明亮，口才可以讲清复杂难题，言辞润泽动听如玉石，但对治理天下来说还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静漠恬澹是用以养性的；和愉虚无是用以养德的。外物不诱乱内在本性，那么本性就有安适的居所；性情保持平和，那么德就有安处的位置。人能够养性以处世，怀德以享天年，这样就可以说能够体察天道了。如是这样，人的血脉就不会郁积阻滞，五脏就不会受病气侵入，祸福也不能扰乱，毁誉也不能玷污，所以也能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如果不是处在一个有道德的时代，哪里能做到这点呢？有能体道的人，但如果没有遇上好的世道，就有可能摆脱不了乱世的干扰，更何况那些本身没有道德的人呢？
况且人的本能性情是耳目易受外界感应而动，心思天生知道忧愁快乐，手脚会触摸疼痒、躲避凉热，这些都是因为与外界发生接触中必然发生的。被蜂蝎刺咬了手指精神就会不愉快，被蚊虻叮咬了皮肤人的心思就会不平静；而受忧患的骚扰，人更是揪心般的痛苦，就不只是像蜂蝎螫刺蚊虻叮咬那样的皮肉之苦了，因此人就是想静寂淡漠，也只得徒唤奈何！眼睛能观察到秋毫之末，而耳朵却难以承受雷霆的巨响；耳朵能听玉石般的圆润乐声，眼睛却难以看到泰山的峰顶。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已是习惯接受小的地方而不习惯接受大的地方。现在万事万物纷至沓来，扯拉拔取我们这些人的性情，就像泉水源头流淌过来的大水，那河川即使不想接纳，哪能办得到呢？
今天有植树育林者，给树苗灌上足够的水，并培上肥沃的土，但如一人培育，却有十人去毁林拔树，那必定是连一枝新芽都保不住的，更何况举国上下一起来砍伐它呢？在这种情形下，虽想活得长久些，但哪能做得到？放一盆水在庭院里，用一整天时间来澄清，清澈度还不足以照清眉睫毛，而要使它变浑浊，只需轻轻搅动一下，就浑浊得连盆底是方还是圆都看不出来。以此联系到人的精神也是容易被搞浑浊而难以保持清明，就像上述提到的盆里的水一样，更何况可搅乱人精神的是整个世俗社会，你哪里可得到片刻的平静啊！
古代至德的时代，商人开店买卖，农夫耕种愉快，士人安心职责，处士修养道德。在这个时候，风雨不摧毁万物，草木也不会夭折；九鼎国宝分外厚重，珠玉格外光泽；洛水有神龟送呈《丹书》，黄河上浮显《绿图》。所以这时的许由、方回、善卷、披衣这些贤达之士能够成就他们的道德志向。为什么呢？因为一国君主怀有让天下所有人得利的心愿，所以人们能够在这世间自得其乐。许由等人的才德并非尽善尽美超过今世，但是今世没有谁能和他们相媲美，是因为许由等四人碰上了唐虞的好世道。到了夏桀、殷纣王之时，他们火烧活人，肢裂敢于劝谏的忠臣，设造炮烙、铸造铜柱之类的刑具，解剖忠贤之士的心脏，剖析分解才能之士的脚骨，将鬼侯奉献的女儿剁成肉酱，砍碎梅伯的骨骸。在这个时候，峣山崩塌，渭水、泾水和汧水枯涸，飞鸟折羽，走兽断腿。这个时候难道没有圣贤者？不，只是这些圣贤者没有碰上好世道来实现他们的主张。鸟高飞在天空、兽奔走在草丛，树林尚且有祸难落在它们的身上，更何况编户管理得很严的平民百姓呢！由此看来，能否体现道德不仅仅取决于本人，还与所处的世道好坏相联系。
那历阳城，一个夜里就变成了湖泊，使勇夫、智者和胆怯之人、不肖之人一样落个葬身湖底的命运；同样，在巫山上烧荒，这其中的膏夏、紫芝和艾蒿一同烧毁。所以说黄河里的鱼无法做到眼睛明亮，稚幼的禾苗无法繁育后代，这都是由它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世道圣明，愚奸者也不能独个儿搞乱社会；反之世道丧败，明智者也不能独个儿治理社会；身处浑浊动荡世道，而责备他实行不了道德，这就像用绳索绊套马的腿，却又要它日行千里一样荒谬。也如置于笼中的猿猴像笨猪一样，实际上不是它不灵巧敏捷，而是在笼中无法施展它的灵敏。当虞舜还是农夫陶匠之时，不能造福于乡间邻里，而当他接受了尧的禅让南面为王后，便施德泽于四海。这可以看出他的仁爱之情并没增加而是所处的地位便于他实施仁义道德而已。所以说，古代圣人尽管有着和愉宁静的天性，但他的志向能否实施运用却取决于“命运”。因此这种天性碰上了好的命运就能实施，好的命运和有和愉宁静天性的人相结合才能表现出清明来。这就像乌号之弓、溪子之弩需要有弦才能发射一样；也如同越国的小船和蜀地的小艇也非得有水才能漂浮一样；现在带有丝绳的利箭在空中乱射，网罟在大地上四处张设，这鸟兽尽管想飞翔奔走，但在这种险恶环境下又怎么能行呢？所以《诗》里说：“采摘卷耳野菜，采来采去不满箩筐。怀念远方的人，箩筐放在大路旁。”这是说思慕远古的清明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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