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阳小城就称霸于天下，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子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做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阴又能阳，既能弱又能强，顺随时势而动静，根据资源而行事；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这里所谓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说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诈；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指事业；有些事情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是指名声。这四方面的策略，只有圣人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时刻留意。小事委曲、大事伸张，圣人是这样的处事原则；小处可以弯曲，大处必须站直，圣人是这样的行事原则。周公有杀害亲兄弟管蔡的精神负担，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恶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义行为弥补了杀害兄弟的缺憾，齐桓公用称霸天下的功绩抵消了他的丑事恶名，所以两位还都算是圣贤者。假使因为其人有些小的过失而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天下就再也难以有圣王和贤相了。所以，眼睛稍有疵点，但只要不妨碍看东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必凿开喉管。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尽管小土丘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这一地带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会激起波浪，有时浪头高达数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静。过去曹沫为鲁国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丢失国土数千里。假使曹沫不作长远打算，不转身往后撤退，拔剑刎颈自杀，那么他就永远是个败军中的败将。然而，曹沫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臊，他所感到的耻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绩。于是他在后来的齐鲁柯地会盟中，拿着三尺宝剑，逼着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这样使他在多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间便收了回来。他的大智大勇也传遍天下，并为鲁国立下了功绩。管仲辅佐公子纠并不成功，是不能说他聪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纠和小白争权斗争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而敢于牺牲性命，这就不可以称他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关押期间，并不感到这是耻辱，这就不能称他为贞节的。有了这上述三种行为，一般的平民都不愿意与他交朋友。君子更不愿意以他为臣子了。但管仲却能使自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受到齐桓公的重用，执掌了齐国大政，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在当初身处绝境，身陷囹圄之时就献出了生命，不从长计议，那就哪会有以后助桓公称霸天下的功绩！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不考虑他的功绩，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如果有他的可称赞的地方，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牛蹄踩出来的水塘是长不出鱼来的，蜂巢里是容不下鹅蛋的，这说明狭小的东西是容不下大东西的。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错误，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嫂子为妻，还生下了五个小孩，但后来却做了魏相，替魏国排除了不少危难。景阳一生好饮，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声望威震天下。以上这四人，都有着短处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这是因为他们的好的长处得到了施展。季襄、陈仲子品行高尚，坚守节操、行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还不肯吃乱世的粮食，结果却活活饿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长脚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从古到今，三王五帝，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的过失无伤大体，照样吉利亨通。”是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是不要将小错铸成大错就可。
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人无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都是那样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长度；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知道人的贤与不贤。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由此看来，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于获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边的人说：“晋阳危难之时，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之危难的时候，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被山里人捉去。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是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战胜了晋军，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终于称霸了天下。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而做坏事却很难。所谓做善事，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说躁动而多欲。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不受诱惑，依循本性，保存纯真，不让自己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穿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颁布的国法是：“盗墓的处死，偷盗的判刑。”这些是执法的范围。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两方将交战，将领于是下军令：“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有时你想避开它，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问他：“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那人回答说：“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与憎的情感，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如果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降临；接受和给予适度，罪孽就不会来纠缠；爱憎理顺，忧虑就不会产生；喜怒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自己该有的不放弃，不该有的不索取；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人心就是这样。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精神内守，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喝醉酒的人，会低着头走进城门，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而渡过长江淮河，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胆小的人，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还以为是鬼；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还以为是老虎。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相配、阴阳交迫，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毛类的生成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齿角，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老槐树会发天火，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阳，水中出现水精罔象，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井里生出土精坟羊，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天下的怪异之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利害之间的转化，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社会说：“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但神明偏偏享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并容易得到，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可以世代相传，它对死者毫无益处，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因失手而互相伤害，这样的祸患就大了；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阴阳激荡冲突的，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凡此种种说法，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同样，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更何况人本身呢！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他不听。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像他这样看问题，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他对女儿说：“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赶你出门，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私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就将她赶出了家门。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哪能不荒谬呢？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还为了怕压断车轴，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碎得更快。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就像这种情况。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情况。至于说到从强变弱，由弱变强，危转为安，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不是圣者，谁能看得清！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而论的，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而这个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解下佩剑，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融合和谐，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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