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汉宣帝认为“政治稳定,狱讼得以妥善处理,恐怕靠的是郡守一级的地方长官了”。前代史书也说,“如今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啊”。所以各级官吏的职责,就是要爱惜百姓。至于道德教化,移风易俗,没有不要靠他们的。
宋武帝出身百姓,知道民众生活的艰难,等到做了帝王,常留心吏治。然而朝廷忙于对外战争,顾不上修整内务,军费开支日耗千金。虽说没机会减轻民众负担,但能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用节俭来律己,左右没有宠幸的小人,居室没有豪华的装饰。所以能够连年兴兵,而不烦扰境内百姓。文帝自幼宽怀仁爱,承续帝业,后来陕西战乱,北魏南侵,宋朝廷兴军遣将,是为了拯救天下。军费也都出自库存,没有加重百姓负担。那时境内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缴纳的赋税和徭役,只限于常年的定额。人民早出晚归,只是为自己的生计忙碌。州郡长官的任职以六年为期,虽说比不上前代终身不改任那样稳定,然而人民有所依靠,官吏不事聚敛,家家还能吃穿不乏。虽然时事艰难,但沟死路埋之事,尚可幸免。只要是有百户人的乡村,有集市的市镇,都有人们聚会欢乐,歌谣舞蹈,那是宋代的极盛之时。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倾全国之力抵御外患,耗尽积蓄,尚不足用,于是重赋厚敛,天下动荡不安。从此直到孝武帝孝建年间,战乱不止。以区区江东,地域狭窄,承受连年战争,又加上灾害饥荒,以前的繁盛景象,从此衰亡。晋朝历代帝王多居于内房,朝会宴享,不过在东西二堂举行。晋孝武末年,才建有清暑殿。及宋武帝受命为帝,也没什么改变,他所居之处只称为西殿,并不造华丽的名号。文帝承袭不改,便也有合殿的名称。及宋孝武帝即位,赋税征调越来越多,朝廷的犬马大量糟踏粮食,宫室装饰奢华无比。鄙视前代简朴的规制,又加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梁画栋,珠窗秀户,对于宠爱的嬖女幸臣,赏赐起来几乎倾国库所有;竭尽四海的物产也难以满足帝王的欲望,搭上人的性命也不能让他称心。明帝即位后,生活更加奢华,对下民毫无体恤,以至国家动荡。治民的地方官吏,年年更换,灶上的烟囱还没熏黑,炕上的席子尚未暖热,怎能够做出什么政绩。难道能只怪官吏不如古时,民心与往昔不同,都是上边把事情弄坏,致使教化难以实现。
齐高帝在这种奢侈纵欲的风习下,辅立幼主,想救民疾苦,整顿世风。当政不到一年,提拔山阴县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于是减免奢华,恢复简朴,做帝王严于律己,亲身为民众作表率,本心就是为不侵扰百姓。因为山阴是大城邑,官司案件繁多,建元三年(480),另设狱丞一职,与建康同等。武帝继承帝业,用心治理天下,仗帝王之威而善于裁断,尚且还有错漏,官吏犯法,令其自裁。郡县长官任职,以三年为期满。遇有水旱灾荒,便对百姓抚恤赈济。十来年当中,百姓未受丝毫惊扰,都市繁盛,男女老少安居乐业,载歌载舞,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处不是乐土。明帝未登基之前,就了解为官之道,等即位以后,专门留心官吏对官司案件的处理,从不曾枉法宽容渎职者,地方官吏由此感到震慑。后来因为魏军入侵,国家动荡,战火连年不息,没有喘息之机,战争耗费巨大,国势从此衰落。接下来朝廷昏乱,政权被一伙坏人把持,赋税繁多,徭役无度。地方官依附权贵,相互间助长贪婪暴虐,搜刮聚敛,侵扰黎民。天下人心动荡,不知所措。
梁武帝未登基前,已知民间疾苦,等他刚刚平定齐末的混乱局面,就颁布文告,废除东昏侯时所有额外的繁杂赋税,于是天下百姓才得以减轻重负。登基之后,亲自过问民间事务,每天处理政务直到太阳偏西。关心抚慰人民疾苦,派使臣到四方了解风土民情,在朝廷外设置肺石,让穷苦人下情上达。努力先取信于民,所做的都是民众急难之事。天监元年(502),开始废除按户征收绢绵实物的户调,改为按实际丁口征收。自己身穿旧衣,宫内没有华丽的装饰。日常御膳,惟有素食,饭桌上摆酒不过三盏,这是要先为天下作俭仆的表率啊。所以每当选任官吏时,一定挑那些廉洁公正的人,并都亲自召见,勉励他们好好为官。先前曾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繞为晋安太守。到溉等人在任上都以廉洁著称。又下令:小县长官有才能,可升任大县令;大县长官有才能,升任州郡太守。山阴县令丘仲孚有突出政绩,升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何远清廉正直,升任宣城太守。因此那时作官的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这是近代勉励为官者的好办法。
按前代史书各立有《循吏传》,记述其美德,如今也采集此类事,以著成此篇。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杜预,是晋朝的征南将军。曾祖杜耽,到河西避难,所以曾在前凉张氏那里作官。苻坚平定凉州后,祖父和父亲才回到关中。
杜骥哥哥杜坦对史籍颇有研究,宋武帝打下长安,他跟随南下。元嘉年间,作青、冀二州刺史。晚期南渡的北方人,南朝士族常把他们视为粗鄙之人,即使有才干,往往受士族压抑排斥,杜坦常因此感慨不平。一次和文帝论及史籍。文帝说:“金日石单忠孝淳朴深厚,汉朝无人比得上,遗憾的是今天再没有这种人了。”杜坦说:“日石单的美德,诚如陛下所言,假如他生在今世,养马都忙不过来,怎有机会被赏识重用。”文帝变了脸色说:“你怎么把朝廷看得这么狭隘刻薄呢。”杜坦回答:“就拿我来说吧,我本出身中原高门大族,先曾祖因为晋朝丧乱,流落到西凉,仅仅因为南渡不早,便被当成伧俗视为异类。日石单本是胡人,养马的出身,被破格提拔到皇帝身边,位置与大臣并列。本朝虽也能提拔人才,我怕未必能有金日石单这样的事。”文帝默然无言。
北方传统风俗,探问病人都要派自己的子弟前去。杜骥十三岁时,父亲派他去问候同郡的韦华。韦华儿子韦玄很有名望,见到杜骥觉得他很不寻常,便把女儿许配给他。杜骥以后逐步升任长沙王刘义欣的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430),跟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封建武将军。北魏撤去河南防务全部退回河北,到彦之派杜骥守洛阳。洛阳城荒废已久,又无粮食,到彦之兵败退走时,杜骥也想弃城逃跑,又怕被文帝诛杀。起先,武帝攻下长安、洛阳后,把宫廷内的钟鼎乐器等物运回江南,一口大钟掉到了洛水中。这时文帝派将军姚耸夫带一千五百人来这儿把它弄回去。当姚耸夫带人在洛水正往外打捞时,杜骥派人来向他谎称:“夏军南下,洛阳势弱,如今我修理城池,都已坚固,军粮又充足,所缺少的只是人力。你不如率众人到我这儿来,共守此城,立了大功以后,再取钟也不晚。”耸夫相信了他的话,领着他带来的人到杜骥这儿来。等到了洛阳,才知道难以坚守,又无粮食,于是带人离去,杜骥也弃城南逃。他对文帝说:“本打算以死固守,可是姚耸夫进了城就走,弄得人心沮丧恐慌,不可收拾。”文帝发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杀耸夫。耸夫是吴兴武康县人,勇敢果断有气力,宋朝的下级军官无人比得上。
永嘉十七年(440),杜骥作青、徐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恩惠德化显著于齐地。自义熙年间直到宋末,作刺史的只有羊穆之和杜骥受到吏民称颂。后来被征召作左军将军,其兄杜坦代为刺史,北方人都引以为荣。
杜坦长子杜琬作员外散骑侍郎,文帝曾有书信给杜坦,杜琬擅自拆看;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他又要回来看。信发走以后,此事被大肆追问。文帝派主书来责问杜骥,并追查私拆信函的人。杜骥回答说:“开信的是我的四儿子季文,我等待朝廷处罚。”文帝特加开恩不予追问。杜骥后来死在任上。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祖父虞赉,作过给事中,被封为监利侯。父亲虞望之早死。虞赉院子里有棵桔树冬天成熟,家里的孩子们都争着来摘,虞愿才不过是几岁的孩子,却独独不去摘取,虞赉和家里人都觉得他很怪。
宋元嘉年间,虞愿作湘东王国常侍。等明帝即位,因为虞愿是出身儒生的官吏,有学识修养,又是自己以前藩国的旧属,待他很是优厚。委任他为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明帝生性猜忌,肥胖怕风,夏天常穿着小皮衣。封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哪面来了风,要先告诉他。星象有灾变,不相信太史,也不听朝官的意见,下令让灵台两名知星官听虞愿调遣。虞愿常在宫内值班,有什么异常征兆先启奏明帝,以作参考。
明帝在旧宅基上盖湘宫寺,极为奢华,花费很大。因为孝武帝建庄严刹有七层,明帝便打算建十层,但太高盖不成,就分成两座,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免职后回京见明帝,明帝问他:“你去过湘宫寺没有?我建成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一旁说:“陛下建这座寺,用的都是百姓卖儿典妻的钱,佛如有灵,一定会伤心痛哭。罪孽比宝塔还高,哪儿有什么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座,吓得脸都变了色。明帝大怒,叫人把他拉出殿去,虞愿脸不变色从容离去。因为他和明帝有旧时情分,不几天又被召回宫内。
明帝好下围棋,但很笨拙,棋艺不佳。被舆论评为第三品。他和第一品王抗下棋,自认为是同一品级。王抗让他,慌称:“皇帝下的飞棋,臣无法隔断。”明帝始终不觉察,以为真是如此,便对下棋更为迷恋。虞愿又对他说:“尧用这教他的不肖之子丹朱,所以这不是人主所应喜爱的东西。”虽然数次忤逆明帝的心意,但受到的赏赐还是高于别人。后来升迁兼任中书郎。
明帝卧病时,虞愿常在身边服侍端药。明帝尤其喜欢吃一种叫逐夷的鱼干,用银钵盛蜂蜜腌制,一次就能吃好几钵。他问扬州刺史王景文:“这东西好吃得很,你有没有过过瘾?”景文回答:“臣历来爱吃这东西,只是贫穷很难得到。”明帝听了很高兴。吃逐夷积累得多了,胸腹结块鼓胀,眼看要断气。左右启奏可饮几升醋酒,闷胀才消下去。病已很重了,一顿还要吃三升肉羹。肚里油水积累太多,吃药也不见效了。病危那天,正坐着招呼和尚,一合掌便咽了气。
虞愿因为长期在明帝患病时服侍他,被转为正员郎。出京作晋平太守。在任上不置产业。前任官员和百姓发生冲突,扣压人家的妻儿,虞愿派人到半路上劫夺回来。在郡内开设学校。晋平郡以前产髯蛇,胆可以作药。有人送给虞愿一条,虞愿不忍杀它,把它放还到二十里外的山中。一天夜里蛇回到他床底下,又送到四十里外的山里,过了一夜又回来了。人们都说这是他的仁爱之心的结果。海边有一块越王石,经常隐没在云雾里,相传“清廉的太守才能看得见”。虞愿前去观看,结果清彻不见遮挡。后来琅笽王秀之来作郡太守,给朝中的官员写信说:“此郡在虞公之后,善政犹存,留下的良好风尚被习惯遵从,因此还算是太平无事。”
因为母亲年老而辞去职务,被委任为后军将军。褚彦回曾去拜访虞愿,虞愿不在家,只见他床上落满了尘土,有书数函。彦回叹息道:“虞君竟清贫到如此地步。”让人帮他扫地扫床后离去。
改任中书郎,负责东观祭酒。他哥哥虞季为上虞县令,死在任上,虞愿听说后从中书省徒步赶回家中,不等皇帝诏令批准便东归故乡。后任骁骑将军,又改任廷尉,祭酒职务不变。
虞愿曾侍奉宋明帝。齐初,宋朝神主迁到汝阴庙,虞愿流泪拜别。建元元年(479)去世。虞愿著有《五经论问》,又撰《会稽记》,有文章数十篇。
沈瑀字伯瑜,吴兴武康人。父亲沈昶,在宋朝建平王刘景素手下做事。景素谋反,沈昶事先离开了他,等景素事败,他受牵连下狱。沈蠫到朝廷陈述原委而得以免罪,沈蠫也因此知名。后来作奉朝请,曾到齐尚书左丞殷氵尔处,殷氵尔和他谈论到国家大事,很器重他,对他说:“看起来以你的才干,应该担任我的职务。”
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听到沈蠫的名声,招引他作王府行参军,兼扬州部传从事。当时建康县令沈徽孚仗势傲视沈蠫,沈蠫就按法律惩治他,众人因此都惧怕他的强硬。子良对他非常赏识,即使是家里的事也都交给他去办。子良去世后,沈蠫又到刺史始安王萧遥光门下做事,遥光曾派他押送丁役,结果丁役们到达得快而且没有怨言,遥光对同沈蠫一起去办事的其他人说:“你们怎么不学学沈蠫那样干呢。”于是让沈蠫专门管理州里的官司诉讼。
湖熟县的方山埭又高又陡,到了冬天,无论是办公还是私事的行人都觉得难受。齐明帝派沈蠫去修整它。沈蠫挖四条大沟,拦住行人让他们参加劳动,三天就完了工。扬州书佐办私事从这儿过,谎称是为州里出差,不肯去干活儿,沈蠫打了他四十鞭。书佐回去后向遥光告状,遥光说:“沈蠫一定不会错打你。”经调查果然是他说了假话。明帝又让沈蠫修筑赤山塘,花费比预算少用了几十万,明帝更加赏识他。沈蠫作建德县令,让百姓一丁种十五棵桑树,四棵柿树或是梨树栗树,女丁种一半。人人都很高兴,不久就成了林。
沈蠫辞官回京,兼任行选曹郎,跟随陈伯之军队到江州。赶上梁武帝起兵围郢城,沈蠫劝伯之叛齐奉迎武帝,伯之流泪说:“我的儿子还在京城里。”沈蠫说:“不这样的话人心动荡,都在另打别的主意,如不早作打算,恐怕众心离散难以统率。”伯之于是降归武帝。
当初,沈蠫在竟陵王家,一直和范云很好,齐朝末年曾到范云家过夜,梦见坐在屋子梁柱上,仰头看见天上有字写着“范氏宅”。这时沈蠫和梁武帝说起此事,武帝说:“范云能不死,此梦就是验证。”等武帝即位,范云极力推荐沈蠫,于是把他从暨阳县令提拔为兼尚书右丞。当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说沈蠫催督运送物资,对国家有功。梁武帝认为他很能干,升任他为尚书驾部郎,仍兼右丞。沈蠫推荐他的族人沈僧隆、僧照有作官的才干,武帝一并任用。
因为母亲去世辞职,又起用为余姚县令。县里大姓虞氏有千余家,很多家都和县衙结有关系,前后县令都无法禁绝。自从沈蠫到任,不是打官司概不来往,处处依法办事。县南又有有势力的大族数百家,子弟们横行霸道,各家互相包庇,大事聚敛,百姓深受其害。沈蠫征召这些人家的老者去看守石头仓,年轻的补充为县衙仆役。这些人在街上痛哭哀号,从此豪强敛迹。沈蠫刚来时,富有的县吏们都衣锦华美以表明他们与众不同,沈蠫发怒说:“你们不过是下等县吏,怎么能自比贵人!”都令他们换上草鞋粗布衣,终日侍立,脚下站立不稳,就加以抽打。沈蠫贫贱时曾到这里卖过陶器,被富人侮辱,所以就这样报复他们。于是士绅们又怕又恨,但沈蠫廉洁自守,因此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后来作安南长史、寻阳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死后,任信威将军萧颖达长史,太守之职不变。沈蠫本性倔强,屡次顶撞颖达,颖达对他怀恨。天监八年(509),因为到颖达处议事,又言辞过激,颖达变了脸说:“朝廷用你来作行事吗?”沈蠫出来,对别人说:“我死了才能不这样,总不能老对他低头称是。”当天在路上被人杀害,人们多认为是颖达害了他。其子沈续屡次上告。遇上颖达不久死去,事情也就不再追究。沈续布衣蔬食过了一辈子。
郭祖深是襄阳人。梁武帝初起兵时,以门客的身份跟随。后来又跟随蔡道恭在司州。北方沦陷后南归。上书陈说边境的情况,不被采用。后被选拔为县令兼南梁郡丞,改任后军行参军。梁武帝对家人溺爱疏于教育,朝政废弛,祖深就抬着棺材上殿上奏封事,大略如下:
“大梁应天命而生,功业盖过历代帝王,既广施慈悲,宪律便近于废弃;愚顽之人无知,懈怠之风从此而起;各人竞相奢侈,贪婪丑行就滋生起来。这多少是由于陛下恩宠赏赐过多,对下属过于宽大,故廉洁者入仕无路可走,而贪苛者作官门路很多。直如弦者饿死沟壑,曲如钩者升任成群。能说会道的,竞相推荐,口拙诚信的,空被埋没。劳苦功高的,奉禄赏赐不够,无功幸进的,反加宠爱提拔。以前宋国人卖酒,因为店里养狗太凶无人敢来,以至把酒放酸,陛下的狗,比他厉害多了。
“臣闻民为国家根本,食为百姓的命根子,所以《礼》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就不成为国家。据此而言,农业为当务之急。然而郡县官吏苛刻暴虐,对农耕不加鼓舞奖励,如今粮食丰收,百姓尚面有饥色,如果遇上水旱之灾,拿什么来赈救?陛下往年崇尚儒学,设立五经学馆,国内到处洋溢着读书声。近来却仰慕佛教,结果普天下都信奉皈依,家家持斋受戒,人人忏悔礼拜,不务农业,空谈佛理。耕种纺织是当前的生活必需,修行功德是来世的善果,怎么能够荒本劳末,舍近求远呢。如今经商者和吃闲饭的越来越多,种地的越来越少,织机空闲的一天比一天多。陛下如果广兴屯田,贱视金玉重视粮食,努力生产的加以提拔,懒于耕织的明正典刑。这样数年以后,则家家富足,廉洁礼让便有了产生的条件。
“君子和小人,所想的不一样:君子志于行道,小人盘算得利。志于道者安国济民,志于利者损人利己。僧人是害国的小人,忠良是卫国的君子。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臣认为治国之本,和治病相似,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去找华佗、扁鹊;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而用管仲、晏婴。如今所信用的人,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谈论外事则有徐勉、周扌舍,谈论内务则有云、..。云、..所说的都是败坏风俗扩张佛教,徐勉、周扌舍所想的只是苟安于江东。君主慈悲臣下怯懦,不图进取,使得中原百姓怀恨南望,如果贾谊重生,岂不为之痛哭。臣如今直言冒犯了陛下,可能还会被宽恕,而得罪贵臣,就有不测之祸。臣之所以不避死罪知无不言,正是以国家社稷为重而以个人性命为轻。假使能采纳臣的意见,杀了我也死而无憾。
“谋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难得的是被了解,重要的在于任用罢了。陛下登基历时二十余年,有谁能尽臣节直言诤谏?百官只是表面苟同而不肯齐心合力,回答陛下询问不过惟惟喏喏而已。在朝廷上只说圣旨英明,出了门议论就说谁敢说逆耳之言。过失在下面而使上面受怪罪,于是使得皇上开诚布公,引咎自责,而宰辅大臣们都心安理得,一点儿没有自责之心。百官群僚,少有奉公尽职的,都是白食俸禄追逐私利,不重廉洁,家中积累金银;上朝列班侍立如同神仙,不种田不经商,为什么能够这样享受?刑法是人的父母,利禄是人的仇敌;刑法严厉就人心思善,好处多了就人生恶念,恶念不可助长,贪欲不可放纵。但愿能去除贪浊之官,任用廉洁之士,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谨呈上封事二十九条,但愿圣上别忙于英明决断,先听听臣的愚见。”
当时武帝正在大兴佛教,要用它来改换中国的习俗,因此祖深特别说到这件事,上书的条目中认为:
“京都佛寺五百余所,都极为宏伟华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厚。至于各郡县,就数也数不清了。和尚又有不出家的俗弟子,叫作白徒,尼姑则都收留养女,都不在民籍注册,天下户口几乎减少一半。而僧尼多不守教规,养女都身穿绵缎,败坏世风,损伤佛门,大概都由此而生。请朝廷细加考查,如果没有什么道行,都令其还俗务农。废止白徒养女,听候发作奴婢,婢女只能穿青布衣,僧尼都令他们吃粗食。这样,才能使僧俗都得以兴盛,国家富足人民殷实。不然,恐怕将来处处都成寺庙,家家都剃发为僧,连一尺土一个人也都非国家所有了。
“朝廷任用前朝旧臣,作边境上州郡长官,这些人不顾为官之道,只会贪婪残暴,欺压良民,为害甚于豺狼。江、湘人民尤受其害。自三关以外,处处遭受荼毒。而且这些人来归顺时,只有光杆一个,等被任用以后,都各自招募部曲。而扬州、徐州的民众,被繁多的劳役逼迫,多来投奔,以获取一点儿钱财。但都大多是只署一个虚名,仅送出三津以外,名字在远方服役,本人又回到家乡。又怕上头查问,于是逃亡他乡,侨户的兴起,很大程度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另外梁朝以来,征发民众服役,称为三五。等编到将官属下,主将残暴无情,不顾其死活,丁役死亡很多,都被作为叛逃记录下来。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也记在叛逃名下,上边下文出来查办,都把他们作为叛逃者,扣押其家属。逼得全家叛逃,就抓捕同族的人;同族的都叛逃了,就抓捕同一比伍的;同比伍的都叛逃了,就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抓起来。这样一人犯事,则全村皆空。虽然朝廷不时发布赦免令,表示既往不咎,但旧时的查办公文仍在下发,并限时严办。上司对下属信不过,逐级督促。朝廷使臣催到州里,州又派使者到郡,州郡一个比一个催得急,一同到县里催逼。县级长官多为庸才,上边有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于是就搜刮民财,孝敬上官,逼人交重礼,答应在上司面前写报告遮掩。如果哪个县稍微想纠正一下这种风气,就会马上遭到上司严厉斥责,因此到处都在随心所欲贪谋私利,以侍奉上官。”
又有建议阻断界首关口,以阻止劫掠人口往北方贩运,以及当前许多关隘都已废弃,需加以整顿的建议。又说庐陵王年少,镇守襄阳不合适;左仆射王日柬居丧时,被起用为吴郡太守,却一点儿也没有推托。话说得都很重。又奏请让武帝再去郊祀四星。武帝虽不能都采用,但赞赏他的正直,提拔他为豫章钟陵县令,员外散骑常侍。
普通七年(526),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让祖深去任职。加衔云骑将军,俸禄二千石。让他招募两千部曲。到了南州后,一切事秉公严断。以前王侯贵人出入关口,无视法令,挟带逃亡人口。祖深对于不法行为严格检查,不避权势,不行就动刑法。奏弹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扌舍有受贿罪。远近畏惧,无人敢于随意胡为,淮南太守竟像对上司那样怕他。
他常穿着旧外衣,用不油漆的白木桌子,每顿饭不超过一个肉食。有一位老妇人送他一个早摘的青瓜,祖深用一匹帛来回报她。后来有一个富人仿效此事用青瓜去贿赂他,被他鞭打示众。朝野人士都怕他这点儿,对他不敢行贿拉拢。他所带领的都是精兵,纪律严明。有什么讨伐追捕的任务,往往越境也要把人犯抓获。长江曾经有贼寇,祖深亲自带人去讨伐,列阵后无人敢向前进,他就命令他最亲近的人先上,不按要求前进的斩首。于是大破贼寇,威震远近,长江肃清。
评论:善政对于民众,好比优秀的陶工和陶土的关系一样,用的工夫少而制成的器物多。汉代人口繁盛,刑罚宽简,作郡县长官的,没有外部干扰,奖赏刑罚,都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朝廷也很少下诏干涉下面事务。由于社会稳定,有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往往已生子生孙还未调离,都能普及德政促使人民和睦,提倡仁义礼让使淳朴之风不变。因此汉代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就容易达到。等到了末代,各种伪诈滋生,人口少于以前,而赋税劳役却比从前繁重。想做出政绩,树立风范,要比从前难上百倍。若用上古时的教化来治理当世之民,那么今天优秀的官吏,在古代那样淳厚的风俗中,像子游治武城、汲黯治淮阳那样的成就,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未必是今天的人才不如古人,只是世风有淳厚与浇薄之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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