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多，继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缘故。这说明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身封大国，食邑户数不少，衣食无愁，还需要什么呢？而且陛下每年还另外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全无规定限制。俗话说：‘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用学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创业的目的，难道仅仅是处理安置现在的子弟吗？陛下现在应该制定长远的规章，让万世遵照执行。”疏奏呈上后，太宗相当赞赏，于是赏赐马周绢帛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供给魏王府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太子，于是向唐太宗进谏说：“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义，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为太子，地位极其尊贵，日用的东西与钱财货物不加限制，跟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庶子地位低下，不得与太子一样享受同样多的俸禄，这也是用来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祸乱的根源。可是古代的圣王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然后才制定国家法律。他们知道有国家，必然有亲疏贵贱，虽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爱，但不得超过尊贵的太子，这种法体必须尊崇。如果不能确立各人的名分，就会造成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却被冷落的局面。这样，谄媚取巧之徒就会乘机兴风作浪，以个人恩怨危害国家，捕风捉影。臣希望陛下为国家制定明确的法令，颁布执行，让您的功勋流传千代，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万机，或许还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我的职责是指正您的过失，不容许有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发觉供奉给太子的东西比魏王还少，朝廷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后，都觉得做得不妥。《左传》上说：“我听说爱孩子要用礼义来教导他。‘忠、孝、恭、俭’，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汉景帝不知道‘义’中所蕴涵的道理，于是娇宠梁孝王，封给他四十余座城池，封地达到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骄纵奢侈，大肆修建宫室，他的宫室四处可见，所费钱财更是数以万计，他出入都城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发病而死。宣帝也娇惯淮阳王，差点造成汉的败落，最后仰赖退让之臣的辅佐，才获得幸免。何况魏王年龄还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经常用礼义加以训导，选择良师教他兴亡成败的道理，既接受礼义方面的教导，又接受文学方面的熏陶。这样既通过忠孝进行教育，又用道德礼义加以约束，必然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的教化方法。”太宗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许。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当今国家哪些事情最为迫切？请你们每个人对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使百姓得到休养。”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边境的少数民族。”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上说：‘用德来感化他们，用礼来规范他们。’从这方面来说，礼义最为紧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不久整个中国都会慑服于陛下的恩威，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胡作非为。但太子、诸王，都必须有各自的名分，陛下应该制定一个法令，留给子孙万代，这是当今最为紧迫的。”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快五十岁了，已经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日渐衰老。将我的长子立为东宫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儿子将近四十人，我常常为此担忧。但自古以来，无论亲疏都没有好的办法。你们得为我寻访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太子，还有各个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来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久就会加深情感。王室祸乱，大多因此而产生。所以，诸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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