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在鄢陵打败楚国后，派郤至向周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郤至，宾主互赠了厚礼，席间谈笑甚欢。第二天，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郤至。
郤至会见了邵桓公，与他交谈。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单襄公说：“王叔简公称赞郤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而且掌权后定能得到诸侯的拥护，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郤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现在郤至来见我，认为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他说：‘如果不是我，晋国就不会打这场战争了。楚有五个失败的因素，晋却不知道利用它，是我坚持主张开战的。楚国违背与宋的盟约，这是一；楚王德行欠缺却以土地贿赂诸侯，这是二，抛弃强壮优秀的将领而用司马子反那样幼稚懦弱的人，这是三；设置了辅臣谋士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是四；纠集了蛮夷、郑国参战，三方面的军阵却又不整肃，这是五。首开战端的责任不在晋国，晋得到民众拥护，四支军队的将帅气盛势强，军容严整，诸侯都站在晋国这一边。因此，晋有五个取胜的因素：与楚开战有正当的理由，这是一；得民心，这是二；将帅精悍，这是三；部队号令严明，这是四；与诸侯关系和睦，这是五。晋有一个取胜因素就足以胜楚，以五胜去攻伐五败却还要躲躲闪闪，那不是有作为的人。这一仗非打不可。栾书、士燮不愿开战，是我强使他们下达作战命令的。结果打胜了，这是我的功劳啊！他们在战斗中没有谋略，我有三大功劳：勇而有礼，并以仁爱为本。我三次追逐楚军，这是勇；遇上楚君必定下车快步上前，这是礼；俘获了郑伯又放了他，这是仁。如果让我主持晋国政事的话，楚、越等国一定会称臣来朝。’
“我对郤至说：‘你确实有才干。然而晋国提拔官员不会不论位次，所以我以为晋国的政务恐怕还轮不到你来主持。’他对我说：‘有什么位次？已经去世的荀伯是从下军之佐升任主政的，赵宣子没有军功也主持了政事，如今栾伯又从下军之佐升为中军主帅。就这三个人来说，我的才能只有超过他们而没有不及的。我以新军之副将升为正卿而主持政事，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一定想法达到目的。’这里他说的话，您以为如何？”
单襄公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郤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厌恶这种行为凌驾于他人之上。人的本性，都想超过在己之上的人，所以是无法凌驾的。要想凌驾他人，反而会被排斥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谚语说：‘野兽厌恶捕捉它们的罗网，百姓仇视高高在上的官员。’《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能凌驾于他们之上。’《诗》说：‘温文尔雅的君子，以礼求得万福。’按照礼仪，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这正因为圣人知道百姓是不可凌驾其上的。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必须先得到民心，然后方能安稳，因而能长保福禄。如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而想超过他们，这是要凌驾于七人之上，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被小百姓所怨恨，已经难以忍受，更何况那都是有地位的大臣呢？郤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
“晋国的这次胜利，是上天憎恶楚国，因此让晋国来警诫他。然而部至却贪天之功据为已有，这不是太危险了吗？贪天之功不祥，凌驾他人不义，不祥将被上天遗弃，不义会遭百姓叛离。况且郤至哪里有三件功劳呢？他所说的仁、礼、勇，都是百姓所为。为正义而舍身称为勇，遵奉道义而守法称为礼，积累义举而立功称为仁。玷污了仁是佻，玷污了礼是羞，玷污了勇是贼。作战以消灭敌人为准则，以不战而使敌人顺从正义为上策。所以要用刚毅勇敢来治军，要用位爵尊卑来治政。违背作战的准则而擅自释放郑君，这是贼；放弃奋勇的机会而去对楚君行礼，这是羞；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而去亲近仇敌，这是佻。郤至有这三种耻辱的行为却想替代在他之上的大臣，离掌权还远着呢。据我看来，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不会长久了，恐怕我们的王叔简公也难以免难。《泰誓》上说：‘百姓所希求的，上天必定依从。’王叔简公要连结郤至，能不跟着遭难吗？”
郤至回国后，第二年就被晋厉公杀掉了。后来王叔简公与伯舆争权夺利，因失败而逃奔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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