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国外,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的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侵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儿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她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
阿保机对三个儿子的评价是:“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从中可以看出耶律倍的灵巧,也显示出阿保机对耶律倍的喜爱。
《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
“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此论点首先大力赞扬了耶律倍的“让国”行为,以及他的孝心和爱国热情,又说他之所以会有的这种义举,是因为他深谙孔孟之道,懂得“泰伯让国”的至德和儒家的忠孝之礼;然后对他的惨死表示了惋惜,并认为是他“嗜杀”所遭到的报应;最后说,他虽然有缺点,但他 “让国” 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这种说法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对耶律倍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