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翘楚
李流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以诗歌和小品闻名于世。天启,崇祯年间,文坛上正是竟陵之气方盛,公安之余波未绝之时。李流芳诗文既不同于以复古求革新的李攀龙等“后七子”,也有别于神秘晦涩的钟惺等人,而以自然平易、质朴清新的风格,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李流芳的诗歌风格类似于陶渊明的《游斜川》和白居易的《香山集》,他还深受好友程嘉燧的影响。他认为诗应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性情是诗歌的生命。要做诗,就应该培养自己的性情。至于诗的表达形式,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之时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就是循着这一观点创作的。
如他的五言诗《过臬亭龙居湾宿永庆禅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步月》记其“出西湖”、“向黄鹤”、到龙居湾永庆禅院同阔别已久的一濂等僧友欢聚的情景,状“霜余山容浅、天清海气薄”之胜境,抒“暂歇尘劳心,始知寂灭乐”之善缘和“夜长惬深语”的欢趣,以及“千林流素”之时与僧友一道步月吟诗之意境神韵,可与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寺夜游》相比并。
李流芳的文章亦为文人所重。内容为叙事怀人、山水游记和题画及序,以题画为多。这些文章不长,但都清新自然,风姿各异;笔墨平淡,感情真挚深厚。正如黄宗羲所言:“长蘅无他大文,其题画册,潇洒数言,便使读者如身出其间,真是文中有画也。”
他的《题灯上人竹卷》便是一例。这篇短文与其所绘尺幅小画笔致非常相似,信手写来,淡淡数笔,而情趣盎然。没有雕饰之痕,而有淡永之美。作者追忆与上人相知的经过,平平叙来,三言两语,而别后思念之情溢于纸上。“幽窗几净”三句,今与昔、情与景融成一片。谈及绘事,则以千竿真竹化为乌有的惋惜,反衬友人画竹笔墨益进的可喜,由此又生奇幻之思,说画竹乃真竹所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奇幻中又带有诙谑,见友人画艺大进,自己为此感到高兴。
李流芳于崇祯元年(1628)病中自选诗文12卷(古今体诗6卷,共366首;杂文4卷,题画跋2卷,共90篇),定名《檀园集》,命侄子李宜之和子李杭之校勘。崇祯三年(1630)由知县谢三宾合唐时升、娄坚和程嘉燧三人诗文编成《嘉定四君子集》出版。
清乾隆46年(1781),《檀园集》被钦定为《四库全书、集部六》。1993年《檀园集》入选《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书法大成
李流芳书法源于苏轼,擅长行书和草书,为一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风格浑厚而大气、自然而严谨,与绘画一样,在书法上受董其昌的影响,力求生秀古淡。 他在《跋摹书帖》中对书法艺术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学习书法,要临帖但不要成为字匠,不求形似而应汲取传统的精髓;要师古但又要创新,应自具风貌。他又非常重视文学趣味和学识修养对笔墨书画的影响,他的书画充满了悠悠的文人气息。
他以苏轼为模范,取苏字扁平的形体,而去其丰腴及天真烂漫,改为细劲坚挺的笔道,于是筋骨隽峭,风神一变,正如行家所评:能得苏字精髓,又具自家面目。
上海博物馆藏其《李白游洞庭湖诗轴》,行书“天门中断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用笔圆润,以气韵取胜,结体肥瘦得益,自然舒展而无矫揉造作之态;起笔收锋,沉着俐落,纵放有度,节奏平稳而错落有致;横竖撇捺,颇得苏字风神气度,点划细微处又自出意匠。学苏字又不完全与苏字雷同,当属明人学苏字中的上品。
再如入选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国宝大典》的自书五言诗轴,行书共40句,属借景劝世之作。全篇章法匀称,结构严谨,点划精到,颇见功力。风格在苏东坡和赵頫之间。但细观之,长蘅此书又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方笔多起笔处多有棱角,由于笔间牵丝流畅,行笔有动势,仍不失灵动之感;二是撇多收锋,显得较为含蓄,也增强其力度感,这似乎赵字。李氏书法,学古能变,且独具风格。
李氏行书,在点画笔意处匠心独具,心意迭出,是明代学苏中的佼佼者。在入古出新方面,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平素题画之作,多用行书,笔致含蓄,行笔流畅,与画相得益彰。
李氏草书参用杯素法,但绝不放纵。而只是增加点划之间顾盼、回环、牵联。结体取横向,纵向均加大向上的倾斜幅度,从而加强整体篇章的动感。据说他晚年曾草书唐宋先贤诗达数十巨册,既研诗律,又练书法,可知其习书之勤劳,炼字之功力。
李流芳传世墨宝比较多,有扇面、手札、立轴和题画,绝大多数收藏于江、浙、沪和苏州市等博物馆。其作品被辑入《中国书法名作大观》和《国宝大典》等典籍。
画苑健将
画家李流芳,工山水,兼善花卉。其画主要师承五代董源、巨然以及元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云林。李流芳《秋林亭子图》轴,上自题七绝一首:“山作矾头水少纹,巨然烘染董源皴。一间山水闲亭子,脱手平分与故人。”这无异于声明自己的笔墨是从董、巨中学来的。事实上,李流芳在传统学习上并非局限于一、两家。三百年来风行海内外,盛传不衰的《芥子园画谱》(上水部分)就是以他临仿古人各家风格的课徒画稿为蓝本整理、增编而成。
李流芳在绘画上既崇尚宋元各家,又能注重师法自然,强调写生,于画中自创新意。《吴中十景图》册是他写生作品中的代表作。他以艺术家的视角摄取吴中十处风景名胜入画,摹写真实生动,主景次景剪裁得宜,他的传神之笔塑造的艺术形象展示了吴中胜景特有的风采,令人神往。他五十岁时画的一副雪景轴也来源于生活经验,画上自题:“甲子腊月十三日,归自吴门,大雪弥日,舟过城南,见留光树色,冒雪含烟,颇不乏致,辄画此纸。”他每次游西湖,都要带回很多写生稿,总之他的写实功夫是比较突出的。他常以自然山水为画本,随手写景,所以笔端不落俗套,富有生气,形成一种清新、秀逸的独特风格。董其昌赞道:“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赝乃其写生,又有别趣。”
山水外,李流芳又善作水墨写意花卉。他的花卉,笔势飞舞,泼墨淋漓,别有一种逸趣。归昌世叹为:“其娟美之致,俱在笔墨之外,真不可及。”董其昌评为:“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出入宋元,逸气飞动。”总之,李流芳的高超画艺使他成为晚明画坛上卓有声誉的大家。
他的画,同他的诗文一样,寄托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成为作者抒发个人性灵的凭借。其《长林丰草图》轴,足具代表性:远山秀朗,湖中风帆一片,堤岸杨柳扶疏,水草丰盛,茅屋中有一老人正仰首低吟,隐居的惆怅心情,使满幅明媚江南春色,织入几许愁丝恨缕。细读右上题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可谓作者伤时不遇的郁闷,报国无门的悲哀,尽融解到那长林丰草的媚人景色中。
李流芳曾言:“画会之真山真水总不似,画会之古人总不似,画会之诗总不似。”“萃造化、古人、诗境于一局,以不似求真似。”这便是他画学思想中著名的“三不似”理论,其精神即绘画应做到形似和神似,写实与诗境高度完美的融合统一,体现了李流芳要求突破传统、改革创新的精神,何等珍贵。根据他的画卷题画跋语编成的《檀园论画》,为中国画论的可贵资料。
其绘画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珍藏,并入选《国宝大典》和《海外珍藏中国名画》等绘画经典。
印坛名流
诗、书、画之外,李流芳还精于治印。他宗法文彭,上溯汉制,又自具创意。是三桥(即文彭)派中骨干,与皖派篆刻大家何震齐名。
如李氏印作“每蒙天一笑”,语出杜甫《能画》,离开原诗的语境,可以理解为自谦之词。意思是刻印、画画或写的字,“小动作”也安排得比较巧妙。运刀以冲为主,带有反刀动作,颇似苏宣。线条质朴,没有过多曲折,刚柔互补,整个效果爽朗清丽,笔意舒展。有一种轻松、自然、貌淡神浓的秦汉风范。
再如他的另一枚印作“山则之臞”,它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古人常以“山泽之臞”来形容隐迹山林的高人隐士,刻此四字恐怕是李流芳自我心境的流露。这件作品,在章法上采用了回文法,以求得虚实对角呼应;在笔法刀法上,显得有骨有肉,自然轻松,流溢着一种不经意的创作心态。
总之,他的作品大都是粗服乱头,纵横冲撞,线条古拙朴茂而无故意修饰之概,风格豪放潇洒不羁,在粗糙中见出元气淋漓的大度来,比起刻意工整又时俗之气充斥的匠气之作来,这样的作品显然更有魅力。他那“不择石、不利刃、不配字画,信手勒成”的风度,正是一种才子型的创作,他是个地道的写意派篆刻家。
李流芳既精于篆刻,又是位诗文高手,所以常常以名流身份出现在印坛,为同时代的篆刻家的印谱撰写序跋,其中不乏精彩的记述和有价值的见解。
“余少年时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今渐老,追忆往事,已如隔世矣。”
“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
以上文辞,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印章创作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他所谓:“前无古人”、“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并非无视古人,实乃通古变今,入古出新,它提示了印章艺术发展的方向。明朝万历年间,印学思想流派纷呈,李流芳为“入古出新”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篆刻作品被辑入《中国闲章艺术集锦》和《历代闲章名品鉴赏》等典籍,他有关印学的论文入选《历代印学论文选》。
李流芳以诗文和本县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合称“嘉定四先生”;他和松江画派班头董其昌,以及陈继儒、杨文聪、王时敏、王鉴、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等合为“画中九友”;在篆刻界,他与归昌世、王志坚合称“三才子”,享有诗书画印俱佳、诗书画三绝的称誉,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对后人有影响的文人艺术家。如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非常推崇他的人品和画品,早年即对其画十分倾心,且广为搜罗,深入研习,从中获益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