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恤民免租
宋真宗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咸平元年(998)夏季的四月,发生较大的旱灾。四月初四的那一天,真宗皇帝在白鹿山祈祷求雨。四月十四日,赵保吉派遣其弟赵继元入朝致谢。二十一日,派遣使臣检查全国吏民拖欠钱物,全部免除。
咸平元年(998)这一年,溪峒、吐蕃各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领、甘州回鹘、西南蕃黎州山后蛮族来进贡。因为定州降冰雹伤害庄稼,所以真宗皇帝派遣使臣予以赈济和抚恤,免除当年租税。
咸平二年(999)冬季的十月初三,宜州捕获溪峒蛮酋长三十多人送到朝廷,真宗皇帝下诏释放他们,遣送回家。初四,真宗皇帝免除澧州蛮境内归业百姓租税。初九,设置福建路惠民仓。
咸平五年(1002)夏季的四月初七,真宗皇帝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1004)夏季的四月初一,真宗皇帝为皇太后谥号为明德。大臣三次请求真宗到正殿理事,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初三,邢州地震不停。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于是真宗皇帝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吏治改革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官员制度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官员档案
宋代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伏日休务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经济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急速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85万。可以说,如果没有1004年的和约,就没有公元1009年的繁华似锦。在宋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初期时的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仍频,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财政增收
人口与税收从996年北宋户口451万户,财政2224万,1021年北宋户口867多万户。人口是见证国家繁荣的高效统计工具,每一个朝代都务必面临这一问题,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例,人口已经达到3亿。那么1021年北宋人口是将近900万户,每户有多少人呢?假如答案是5人,整个国家人口也达到了4500万,还没有浙江省人口多,可见历史上的北宋人口发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下,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是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不敢想象的数字。更令人称奇的是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财政15085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可见,也是按照我推算的每户5人多点算出的。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
农业
真宗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史称咸平之治。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
宋真宗在位25年,且统治时期治理有方,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
岁币
宋真宗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文教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同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同年,赵恒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
外交
真宗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背景
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朝建国还早的辽朝。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措施
为了抵御辽朝骑兵,宋真宗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