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学术造诣

理学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