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好学
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45]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理政无方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忠厚之主
宁皇御舟
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即位后,先是祖父孝宗大丧,继而太皇太后吴氏去世,所以未见有他湖山之游方面的记载。嘉泰(1201年-1204年)年间,太上皇光宗与太上皇后李凤娘的丧期已过,而宁宗已经好几年没有赏玩西湖的云树堤沙和画桥烟柳了,因此他颇有泛舟出游的念头。有个名叫张巨济的小臣听说此事后便上书宁宗道:“慈懿太后的欑(cuán)陵近在湖滨,陛下出游,不免要鼓乐,岂不是要惊动先人在天之灵吗?”宁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这不仅事涉孝道,还关系到人君的俭德,特迁上书者一秩,还下令把画鹢(yì)御舟都沉到湖底,以表示自己从此以后不再游湖的决心。
少食生冷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宁宗宫中有两位小太监,经常背着两扇小屏风作宁宗的前导。随便到什么地方,总把屏风面对自己。屏风上写着戒条:“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把两事写在两扇屏风上,屏风用白纸作底,边上糊着青纸。一次到后苑游玩,有人劝宁宗喝酒与吃生冷食物,他就指屏风上戒条给对方看,大臣们也就不敢了。每次进酒,都不超过三杯。
节俭爱民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有一次他前往聚景园游赏,临安的百姓争相观看,以至于有人被践踏踩死。宁宗知道后十分后悔,从此再也不出宫游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