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豆腐脑

 王 鹏

 

我爱吃豆腐脑，因为它与我两次改变命运的考试有关。

 

 第一次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九零年的冬天，铁一局组织本单位待业的职工子弟参加兰州铁路技校的招生考试。这次其实是“双招”，即又招生又招工。那时，国家的经济刚由前几年的“狂奔”、物价快速上涨，转为调整期，社会上四处游荡、无事生非的“待业青年”不在少数。而我，原本在深圳打工，也因为这次调整无工可打，狼狈回到三原。这次考试的重要之处不言而喻。只是考点设在咸阳，我们要提前一天从三原赶到咸阳。考试的过程不必讲，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也考了十几年了，虽然成绩不怎么样。那天考前的清晨，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对一份稳定工作的渴望，将我的心堵得满满的，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心里清楚，考试前不宜吃得过饱，更不能太油腻，但是也不能不吃。在那个寒星残挂、朔风拂面的清晨，小摊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温暖了我寒冷的胃，也安抚了我忐忑的心。

 

 那一次，从三原到咸阳参加考试的铁建处的子弟，总共有五十九人，只有两人考上，其中就有我。

 

 第二次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在山中坚持学习，被单位推荐参加成人高考。这次是在西安，还是一碗豆腐脑，助我成功过关，获得了带薪脱产学习三年的机会，考试成绩名列当年铁一局所有参加考试人员的第二位。当然在层次上，成人高考无法与普通高考相提并论。我之所以看重这个第二名，是因为其他人几乎都请假在补习班补习过，只有我只是在山中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这也使我的自信心有了小小的膨胀，认为自己还是有点自学能力的。在此，我必须坦承，当初为了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找人”了，否则对不起我现在知天命的年纪；对不起阅读本文的朋友；对不起当初帮助过我的那些人；也对不起那一碗温润洁白如玉的豆腐脑。当然，我的考试成绩对得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在西安上学期间，还是爱吃豆腐脑。西安还有一种卤汁浇的豆腐脑，这个就比较讲究，里面的配菜高档而丰富，有木耳、黄花之类。卤汁是勾过芡的，略显粘稠，口感更加滑爽，只是价钱较贵，吃的次数少。那时，虽说是带工资，一个月只有三百块钱，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所需。

 

 后来，我找了个宝鸡的媳妇，太阳围着月亮转，把自己也安顿到宝鸡了。原来宝鸡地区把豆腐脑叫豆花，还有本地盛行的独特的一种吃法——“豆花泡馍”。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豆花与豆腐脑还是有区别的。我可不管这么多，立刻就爱上了这种吃法，缘于它打出来的广告招牌——“工薪消费”，作为工薪阶层的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连吃带喝，花钱不多。”这是硬道理。当大西安地区的早餐早已进入十元时代，宝鸡地区大约只有豆花泡馍还能在五元（含五元）以内解决人们的早餐需求。另外，卖家还免费提供豆浆，虽然这免费豆浆稀薄得几近半透明状，总聊胜于无。

 

 尤其在冬天的清晨，一口大锅，锅里的豆浆被旺火催得热浪翻滚、蒸汽氤氲，便给了要辛勤劳作一整天的人们温暖的慰藉。一把切成薄片的锅盔下锅滚一下，捞出。锅盔虽是发面制成，但是加水极少，极为硬实，像忠厚实在的西北人，所以经得住在热锅里一滚。再浇上热滚滚的豆浆，盖上两块豆花。豆花分两种，老豆花和嫩豆花。老豆花虽叫豆花，其实比南方的水豆腐还“老”些。最后淋上调料和油泼辣子，一碗豆花泡馍成了！锅盔馍是如玉般白的，豆花是如玉般白的，豆浆是如玉般白的，汪汪的红油则像美玉表面的枣皮红。这样一碗豆花泡馍下肚，不仅可以支撑人们一上午的辛苦劳作，也扛得住世间的人情冷暖。在宝鸡生活过的苏东坡，将豆花泡馍形容为“金玉琼浆”，这个“金”指的就是锅盔。这当然是艺术渲染。其实切成薄片的锅盔，只有边沿是黄的，内里依旧是白的。或许是那时的面粉没有添加增白剂的缘故，没有现在的白。至少，苏东坡没吃过油泼辣子。中国人吃辣子，那是明末清初的事。